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隻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嚐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嚐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335]“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336]，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隻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嚐辟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
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337]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裏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
孟子辟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為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為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為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
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雲：“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338]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339]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眾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340]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341]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342]，而“小人之過也必文”[343]。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