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蘭州文化變化最大、最突出的是士人文化。蘭州士人文化在明清兩代的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湧現出了大批士人（知識分子）。士人群體的構成仍然是兩部分，本地（包括長期寓居蘭州的外地人）士人的代表人物（包括清末士人，但主要活動在民國時期的）主要有：花鳥畫家曹蓉江、五泉山人劉爾炘、一生追隨中山先生的梁登瀛、中共甘肅特支創始人之一的張一悟、詩人王烜、教育家趙元貞、總纂《甘肅新通誌》的楊思、謀求教育救國的楊清漢、書畫詩詞賦俱精的範振緒、詩詞文精邃的楊巨川、詩書名流水梓、曾任甘肅民眾教育館館長的柴若愚、西夏文研究的開拓者和實業家鄧隆、書畫名家裴建準、熱心蘭州教育和經濟的牛載坤、回族名醫馬鳳圖、著名書法家魏振皆、金石與方誌學家張維、農業經濟學家張心一、植物分類學家孔憲武、考古學家何樂夫、打開中國大學女禁的鄧春蘭、敢於抨擊時政的報人王定遠等；外地人來蘭的著名人士主要有：中共元老謝覺哉、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由卓越的民主革命鬥士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緒範亭、國畫大師張大千、著名工筆重彩畫家潘潔茲、愛國將領圓耀祖、蘭州商界泰鬥賀笑塵、著名教育家與西北師範大學的創建人李蒸、獻身教育事業的黎錦熙、著名學者顧頡剛、蘭州大學的創辦者辛樹幟、著名體育家與教育家袁敦禮、圖書館學家劉國鈞、著名曆史考古學家馮國瑞，以及茅盾、常香玉、鄭君裏、趙丹、葉露茜、王為一、張恨水、塞克、蕭軍、朱星南、王洛賓、範長江等作家、作曲家、戲劇家、新聞工作者。那時，在蘭州集聚的這一知識分子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國內知識界的精英，對蘭州文化的方方麵麵都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抗日戰爭爆發後，沿海地區、華北中原地區先後淪陷，交通被封鎖，國際援華物資大部分由西北運進，甘新、西蘭公路成為國際運輸線，蘭州則成為國際援華物資和援華人員的中轉站，戰略地位空前提高，成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大批工業企業、科研教育機構、各類知識分子紛紛西來蘭州，進行工業生產，從事教育科研，增強抗戰實力；宣傳抗戰，動員群眾；國際友人往來頻繁，支援中國抗戰。這一時期，蘭州集中了一大批國內各行各業著名的知識分子，其中有教授、學者、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新聞記者、演藝人員等，在從事各種抗日活動的同時，也極大地推動了包括士人文化在內的蘭州一切文化的發展。
登瀛追隨革命，一悟創建特支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蘭州雖地處西北偏遠地區也未能幸免於難。清朝末年至民國前期，蘭州政治風雲變幻，士人文化麵臨著保守與進步的抉擇，經曆了前進與後退的嚴重考驗。在這一時期，傳統的儒家文化與反封建的近現代文化在政治舞台上也展開了激烈的較量，一方麵，一些士人企圖以傳統的儒學思想反對、阻礙新政體的出現，如在辛亥革命後，蘭州市的一些封建頑固士大夫和地方士紳在當地大量轉發《尊孔論》，妄圖複蘇封建王朝。袁世凱上台後，又紛紛上“勸進表”；張勳複辟後，又聞風而動，準備朝賀。另一方麵，先進文化在歡呼新政體誕生的同時，采取各種行動維護新政體。如1917年蔡大愚等領導的“甘肅護法運動”、“五四前後”由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組織的蘭州青年示威遊行等。“潮流世界，浩浩蕩蕩，順之則存，逆之則亡”。
在這一時期，部分士人因試圖繼續以落後的封建文化阻礙新的先進文化而被時代拋棄，如曾為蘭州近代實業做出重大貢獻的彭英甲，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陝西宣告獨立後，便作為攻陝各軍營務總辦，積極參與攻打革命軍。再如，對蘭州地方的文教實業做出過巨大貢獻，在蘭州享有崇高威望，被列入皋蘭先賢而為人鑄像以祀的劉爾炘，1911年辛亥革命，他“遙戴皇恩，決不承認共和主義”，於是招募誌果軍300人，壓製和防止蘭州地區人民革命運動。中華民國建國後，才遣散其軍。這件事給先生的曆史留下了保守的一麵。
但多數士人因能順應時代潮流而成為蘭州士人（即知識分子）文化的中堅力量，如李鏡清、水梓、慕壽祺、王之佐等。
辛亥革命後，甘督長庚拒不承認共和，並兵分三路攻打陝西義軍。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秘而不宣。李鏡清、水梓、慕壽祺、王之佐等積極推動並倡組甘肅臨時省議會，公推李鏡清為議長，迫使長庚承認共和，撤回攻陝甘軍，呼籲甘督趙維熙停止了對在天水宣布獨立和成立“甘肅臨時軍政府”的黃鉞的用兵等一些順乎潮流的活動。再如進士出身的梁登瀛，一生追隨孫中山先生，在中山先生身邊助先生討伐陳炯明叛亂，進行北伐戰爭，受到中山先生好評，稱之“真不愧為吾黨忠實黨員”。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特別是1925年10月，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派宣俠父、錢泉到蘭州，創立甘肅特別支部後，蘭州士人文化中又增加了新的內容，一些同情、支持和擁護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文人、學者積極與共產黨人交往，協助共產黨人或公開或秘密地開展革命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