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廢話，現在還不是要為自己辯護的時候，要辯解到法庭上再說。帶走！”“納粹分子”說。
就這樣我被前前後後圍得嚴實的人群送上了一輛白色的警車。車子在城市嚴肅的空氣中穿梭了大約十幾分鍾便停了下來。下了車，我被帶到了四樓的審訊室。樓道狹長陰暗，沒有什麼異常的吵鬧聲。審訊室在樓層靠南的一麵，室內靠窗的地方放了一張辦公桌，桌子上放了一個藍色的文件夾，旁邊放著幾張報紙和一些翻得有些零亂的文件散頁。窗台上放一盆玫瑰竹，一盆酒瓶蘭。靠東麵牆上掛一個大牌匾，上麵寫著《工作守則》，牌匾下麵放一張黑色的雙人沙發，沙發前麵放著一個玻璃茶幾，茶幾上放著一個白色陶瓷煙灰缸，裏麵塞滿了煙頭。對麵放著一台自動飲水機，旁邊有一個掛曆。進屋之後“納粹分子”便脫去了警服掛在衣架上，用手理了理頭發，摸出了一支中華煙點上。一位戴眼鏡的家夥拿了把靠椅讓我坐下，而後便坐到辦公桌前，從淺藍色的文件夾裏拿出一個案情記錄本，翻到了空白頁，做好記錄準備。
剛開始時，兩個人一邊聊及自己的私人事情一邊問我如姓名、年齡、性別、家庭住址、父母工作等等。這一切讓我覺得帶我來這裏不是因為城郊私人酒吧死亡案件，倒像是打探個人隱私才被帶來的。對這類缺乏係統性的問題我有時以假亂真，有時是以真亂假。心想無非是法律的一種無聊的程序而已。
“我們的提問你要保證回答的真實性。”戴眼鏡的家夥帶有強調性的語氣說。“否則事情會對你很不利。”
“昨天晚上幹什麼去了？”“納粹分子”一邊吐了口濃濃的煙霧一邊問，“納粹分子”的提問讓我想到了一本書裏主人公涉嫌殺人的情景，幾乎一模一樣，莫不是法律的形式和內容都是一樣的。對！應該是一樣的，至少在約束人的行為和維護社會穩定這兩方麵是沒有差別的。
“昨天晚上我幹什麼去了？昨天晚上我好像什麼都沒有幹，況且我也不知道你問的是哪一個昨天晚上。從今天開始所有過去的夜晚都可以稱為昨天晚上。這麼多的昨天晚上，我怎麼記得我都一一幹了些什麼。
如果真想讓我一一如實說來，我想還需要回憶。況且回憶本身是需要時間的。”我將那本我記不清名字的小說主人公的回答順手拿來應對“納粹分子”空洞無聊的重複提問。
我的回答使“納粹分子”勃然發怒，他的表情瞬間變得猙獰。“我可以明確告訴你，不識時務的選擇對你來說是很不利的，你必須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們的提問。”
“你現在的處境對你極為不利，你應該好好地配合我們。你是一個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應該明白這一點。”戴眼鏡的案情記錄員說。
“你知道常人失去記憶的表現嗎？”我又用了那本書裏主人公的一句話，心想這樣的回答也未嚐不可。生和死對於一個人來說意義又有多大？就這件事情的本身來說，死的意義對於我來說或許要優於生的意義。
“不知道。大概就像你這樣胡言亂語，思想混亂成一團，做事說話缺乏邏輯性。”
案情記錄員用了幾乎和小說裏一樣的方式來回答了，是不是他也讀過這本書？應該不會。莫不是法律程序都是一樣的，或者說是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性。接下來的提問與我讀過的那本書的作者設置的情景幾乎完全相同，心想，我的人生莫非是被別人描述過了，若不是，那為何又是如此相像。對此，我不想說什麼，對於他們提出的類似性的問題我也隻好用類似性的語言來回答。有時甚至是完全借用。
“昨天城郊私人酒吧死去的女孩子和你什麼關係？”
“朋友關係。”
“什麼樣的朋友關係？男女朋友關係還是普通朋友關係。”“納粹分子”接過話題。
“普通朋友關係。”我如實地回答道。
“你們昨天晚上都幹了些什麼？為什麼將女孩子的衣服脫得精光，還讓她喝那麼多烈性酒。”
“有些事情不是我的主觀意願，一切都是她自己所為。首先我想說明的一點便是在她身上我不帶有任何的目的性，一點也沒有。提議要喝酒的是萱子，她心情不好。”
“為什麼心情不好？”“納粹分子”問道。
“這我也不知道。我問過她可她不向我說具體原因。”
“為什麼要脫掉她身上的衣服？”
“衣服不是我脫的，這點也許你們不相信，再說我完全沒有必要以一個生者的身份在死者麵前為自己爭辯什麼。我們是朋友，甚至可以堪稱為好朋友。事實確實如此。”
“我希望你能夠老實地配合我們的工作。”“納粹分子”表情冷漠地說。
“我沒有隱瞞任何事實。打心裏說她的死我也很痛惜。”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一起，女人的衣服被脫得一絲不掛還說自己不帶目的性，你她媽的撒什麼謊？老實告訴你，像你這樣的人我們見得多了。”“納粹分子”憤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