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既然要做生物的試驗，就要選用優秀樣品或高級樣品，這樣選擇的結果是組建了最佳武器或工具。舉幾個例子：如在一次探索調查中，我曾發現，自我實現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上“優越”的人，是較好的認識者和知覺者，甚至在感覺水平上也可能是如此。例如，如果他們證明能更敏銳地區分顏色的細微差別等等時，我也不會感到驚奇。
我曾組織的一次未完成的實驗可以作為這種“生物學試驗”實驗的一個模型。我的計劃是用當時能夠利用的最佳技術——精神病學的交談，投射測驗，操作測驗；等等——在布蘭代斯大學對每一新生班進行總體測試。
在一個班集體中，分別選出2%健康人，2%中等健康人以及2%不健康人，讓3組分別利用12種感覺的、知覺的和認識的工具，檢驗過去臨床的、人格學的發現——健康人是更好的現實觀察家。
我預計這些發現會受到支持，然後是繼續追蹤這些人，看他們大學生活的四年，然後根據他們生活中的實際操作，對成就和成功的測試進行評分。我還認為也有可能建立長期跟蹤研究，由一個長期且穩定的領導進行下去，這種組織可以延續到下一代，甚至更久。我們的想法是最終證實我們關於健康的看法，追蹤全組直到他們生命的最後。有些問題很明顯了，比如說跑步對強健身體抵抗壓力等。我們也期望這種追蹤能揭示不能預見的特征。
特曼很多年前曾在加利福尼亞選擇了一些高智商兒童，在許多方麵對他們進行測試，持續進行了幾十年直到現在。他的一般性發現是，智力優越的兒童在其他各個方麵也優越。他用巧妙的手法得出的推論是：一個人的一切合乎需要的特性都是正相關的。
這一類研究設計決定了統計學概念的改變，也改變了選擇理論，在這方麵我大力讚賞的是“成長尖端的統計學”。我的名稱是從這樣的事實得來的：最大的遺傳作用是在一個植物成長的尖端發生的。正如有些青年人所說：“那就是作用的所在。”
人類學家們錯誤地把健康動機的快樂與病態動機的快樂強拽在一起，並由此得到一個錯誤的平均數，這樣就等於把疾病與健康互相混淆，優良樣品與腐敗樣品、善於選擇者與不會選擇者、生物學上健全的樣品與生物學上不健全的樣品等等的混淆。
如若要研究人到底能長到多高，最佳辦法很顯然是直接研究那些個高的人；若要研究人的最高奔跑時速，那麼，計算出總體“樣本”的平均速度是沒有用的，最為適當的辦法是搜集奧運會短跑金牌獲得者的資料，看他們能夠達到的時速。假如我們想知道人類精神成長、價值成長或道德發展的可能性，那麼，我仍要堅持，隻有研究我們最有德性、最懂倫理或最聖潔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