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者
他不是哲學家，但在大學讀書時就熟悉大多數古典哲學體係；他不是神學家，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廣泛閱讀過神學書籍；他具有一流的法律頭腦，對法律的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對古代史、近代史以及東方社會的曆史都有相當的造詣；作為經濟史學家，他幾乎讀遍了這個領域以及經濟理論的一切著作，他就是被譽為“組織理論之父”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他與泰勒、法約爾一起成為西方古典管理理論的三位先驅，有人甚至將他與杜克海姆、馬克斯奉為社會學的三位“現世神明”。
韋伯於1864年出生於德國圖林根的一個富有的中產階級家庭。韋伯的父親是法學家，母親是虔誠的基督教教徒。1869年，韋伯全家遷往柏林居住。韋伯年少時體弱多病，但學習勤奮。在青少年時期，他就閱讀過很多名人的著作。1882年韋伯就讀於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院，他興趣廣泛，除了專攻本專業還兼修曆史、哲學、經濟和神學；他受到過三次軍事訓練，對德國的軍事生活和組織製度很了解，這對他以後的組織理論有很大的影響。
韋伯1889年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注冊為開業律師。其後他發表了有關羅馬農業及其法律意義的論文，並通過答辯成為柏林大學的法學講師；1892年升為副教授，其學術研究中心也轉向政治經濟學；1894至1896年間先後任弗裏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此間，他與德國新德主義哲學家李凱爾特過從甚密並深受其哲學思想的影響。
韋伯把畢生的精力都花在探求對科學、政治和行動之間關係的理解上麵。韋伯不相信什麼領導天賦，認為一個組織隻有遵從規章製度，才能長期地生存下去。韋伯的著述數量甚豐且內容博大精深，從1889年發表第一篇成熟的博士論文《中世紀商業企業史》開始的31年間，韋伯共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和巨著。其代表作《新教各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一般經濟史》和《社會和經濟組織的理論》在現代經濟領域影響深遠。
繼卡爾·馬克思之後，韋伯是最有影響力的德國社會科學家。事實上，韋伯已經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但卻偏離了這一理論。像馬克思一樣，韋伯也有許多話要講給資本主義聽。然而對於韋伯來說，資本主義隻是一個大問題的一部分，這個大問題就是現代社會的合理化問題。因此，就在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係統的轉變之上時，韋伯則把轉變看成是許多社會中都存在的非常重大的問題。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的剝削製度，韋伯卻在考慮社會越來越嚴重的不公平問題。馬克思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認為轉變與剝削問題都能夠通過推翻資本主義經濟製度加以解決。但韋伯是悲觀主義者，他認為未來社會的合理化問題將會變得越來越嚴重，尤其是在推翻資本主義以後。韋伯不是現代社會的革命者，但卻是細心的、對現代社會有洞察力的分析家。
作為西方社會理論領域的重量級思想家，韋伯提出的“理想的”行政管理體製經過時間的驗證，成為現代國家的管理體製的基礎，同時也奠定了其在古典組織理論中不可動搖的地位。
關於本書
韋伯在《社會和經濟組織的理論》一書中指出，效率最高的組織就如同一部機器。它有著嚴格的規則，控製和等級製度，起推動作用的是大小官僚。韋伯將此定義為“理性—法律模式”，與之相對立的是“領導天賦模式”和“傳統模式”。
“如果我們單純從技術角度來看，所有經驗無一例外地顯示出，隻有行政組織中純粹的官僚主義樣式——即官僚機製的獨裁變種——才有可能達到最高效率，而且也是據我們所知能夠嚴格控製人們的最為合理的形式，”韋伯寫到。“它較之任何形式都更為精確，穩定，紀律嚴明和可靠。而且對組織領導和其他相關人員來說，結果的可測算性大大提高。因此，這種樣式的優越性不僅體現於它的效率之高，而且還體現於它運作的規模之大，它也因此可以完成所有類型的管理工作。”
有人把韋伯的觀點看做是遙遠時代傳來的權威主義的聲音，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對的，韋伯的學說並沒有局限在理性官僚機製中，其思想核心是對科學、政治、知識和行為之間關係的探索。
雖然他認為不可能將長期命運寄托於“領導天賦”之上，但卻是他第一個看到“領導天賦模式”的存在，而且對其的衍生也進行了探討。曆史證明了韋伯的正確——沒有一個依賴於天才領袖的組織能夠長期存在。
在某種程度上，韋伯所描述的官僚主義世界已經過去。雖然我們可以批評它使權力過分集中，因而極易傷害人性，不可否認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20世紀初經濟的發展。
內容梗概
《社會和經濟組織的理論》一書，主要係統地分析了正式組織結構，全麵闡述了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大型組織所應具有的基本特征。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把組織看做是由職位和部門的等級結構形成的係列，每個職位、部門的權限和職責都是依據合理、合法的原則，按照它在組織中的地位確定的，而每個組織成員的一切職務行為都受到既定規則的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