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我出生在科爾沁草原上的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裏。在我們這個大家庭中，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父親和母親靠每月59.50元的工資來維持著這個9 口之家，生活顯得格外艱難。母親在生二妹妹時得了一場重病，為了給母親治病，家中欠下了 800多元的外債，從此，這些外債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壓在了我們身上，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那時，我念書用的是一分錢一本的作業本，寫字用的是別人扔掉的鉛筆頭，我每學期的學費是2.50元，為這筆“昂貴”的學費，我總是不知要哭過多少次才能讓父母從我們的牙縫裏擠出來交到學校；每天放學以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挖野菜，每個月的口糧連半個月都不夠用，隻好把野菜、樹葉與玉米麵摻在一起吃，看到那些能夠隨意地用水煮和用火烤土豆吃的小夥伴們，我在心中真是羨慕得不得了，吃一頓沒有野菜和樹葉的玉米餅幾乎成了我當時的最大奢望；我長期作運動員，主要是從事中長跑運動，曾經得過全縣教育係統的冠軍，但從小學到中學，我卻沒穿過一雙自己的鞋子，爸爸和哥哥們的鞋子穿壞了，媽媽把它補上給我穿，有時鞋子太大了，就把後跟剪下一塊，縫合後再穿，能有一雙自已的膠鞋，是我在小學和中學時天天都在做但卻無法實現的夢。用饑寒交迫來形容我那個時期的生活，實在一點也不為過。我沒有童年。然而，對於一個經濟學家來說，這種苦難也是一種財富，它磨煉了我的意誌和品格，教會了我怎樣去觀察社會和洞悉人生。
我的探索軌跡
1978年，我考入吉林大學經濟係，在這之前，我曾在中專裏學了兩年美術專業，在中學做了三年語文老師，在縣委做了三年秘書工作。在我進入大學僅僅4 個月後，中國發生一件驚天動地並將永垂青史的事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了。從廣播裏聽著全會的公報，我在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和震撼，也就從那時開始，我拉開了經濟理論研究生涯的帷幕。
在我的理論探索中，有三次實踐對我有重大的影響。第一次實踐是我在農村的7年生活。1969年，我隨父親走“五七”道路下放到農村，在農村住了 4年。1976 年以後，我在給縣委書記當秘書期間，又在農村蹲了三年點。那個時期的農村和農民，真是苦不堪言。在和農民朝夕相處的過程中，我看到了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這是我對中國國情和傳統體製狀態的最早的感性了解。進入大學以後，我們開始學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那個時候的經濟理論，幾乎都是為當時的經濟體製和經濟政策唱讚歌，把經濟現實描繪成一個美麗的家園。理論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促使我去反思這種經濟理論，反思得出的結論是：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不行。從大二開始，我開始大量接觸西方經濟學理論，並且不再聽課，而進行獨立的研究與思考。1981年初，我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商品問題的探討》，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勞動力應該通過市場來進行配置並成為商品。1982年初，我發表了《剩餘價值是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客觀範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既然是商品經濟，那就必然有價值和剩餘價值，不追逐剩餘價值及其轉化形態——利潤，是我國經濟體製中許多弊端的根源。同時，從大三開始，我開始學習法律專業，並且寫作和出版了兩部經濟法著作。在對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律的研究中，我漸漸懂得了什麼是法治和秩序。雖然我的研究在當時受到了極大的壓製，被斥責為“亂解放思想”，但我的理論研究一直在不懈地進行著。1985年，我發表了《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規律”的質疑》，從理論上係統批判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係；1986年，我發表了《實踐對經濟理論的嚴重挑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反思》，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和立足點、理論體係、基本內容、研究方法和生長環境5個方麵對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批判。這些反思和批判，都是我在大學時進行理論反思的邏輯進展。
第二次實踐是我在國家計委工作的 3 年。1982 年 8月，我大學畢業後進入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工作，這段實踐使我認識到計劃經濟不行。1981 年，國家計委製定計劃時，重工業計劃增長1%，而實際卻增長了9.2%，這使計劃的科學性在我的心中大打折扣；在製定“七五”計劃時，原來安排“七五”期間工農業總產值增長6%，但向國務院彙報時，主管領導認為 6%太低了，至少應為 7%，就這一句話，全國計委係統一年多的測算就全部泡湯了，又重新按7%來進行倒算，這在我的心中對計劃的隨意性打下了極深的烙印。在計委工作的3年中，我對計劃經濟體製的運行過程和主要弊端有了比較全麵的了解，在還未離開計委時我就開始了對計劃經濟體製的批判。1985年，我先後發表了《把指令性計劃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試論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等文章，明確指出了指令性計劃的種種弊端，否定了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的觀點。1986年初，我發表了《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等文章，認為承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但又否認社會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商品經濟的本質是資源配置通過市場來進行，市場本身具有自我擴張、自我收縮、自我協調和自我選擇的自我平衡功能，離開了市場，就既談不上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配置，也談不上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這是我國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篇係統論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文章。
第三次實踐是近9 年來從事企業管理的實踐，這次實踐的結果是使我更加認識到現有的國有企業製度不行。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對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的矛盾就已認識到了，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發表了大量文章，探索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1987 年，我發表了《關於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主線問題》，這篇文章引起了國內外和國家最高決策層的廣泛關注，我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產權明晰化和建立法人財產權的觀點，都已被黨和政府所接受並被寫入了黨的文件之中。同時，這篇文章還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產權問題的大討論，大大促進了改革實踐的發展。《對“兩權分離”說的質疑》、《對“兩權分離”說的再質疑》、《論企業組織製度與財產所有權關係的變革》以及《著力解決國有製與商品經濟的內在矛盾》、《論商品經濟與按勞分配的內在矛盾》等文章也都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1989年，我發表了《麵對挑戰的深層思考》，在國內外引起巨大轟動，美國國務院曾經組織全美研究中國問題專家對這篇文章進行研討，並要求美國國務院各部門以這篇文章作為依據，提出對華政策（包括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麵）的決策性谘詢意見。1992 年初，我辭去公職，“下海”組建了自己的公司，從事股票市場的建設和企業的改製上市工作。我幾乎跑遍了全國的主要省、市、區，實地考察了成百上千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實踐的結果加深了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在市場麵前，企業或者是利潤，或者是死亡，而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國有企業的最大弊端，是沒有財產製約機製與利益激勵機製，企業領導人更多的是對上級和行政部門負責而不是對市場負責，這一點，正是改革以來國有企業江河日下的主要根源。我先後發表了《論現代企業製度》、《論財產關係與利益關係》、《國有企業改革必須著眼於製度創新》、《企業轉製與市場效率》、《中國股份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中國股份經濟的發展機製與創新機製》、《中國資本市場的製度缺陷》、《創業板對主板的全方位挑戰》等上百篇文章，指出必須按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來改革國有企業製度和建設資本市場，而不能用計劃經濟手段來搞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