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特
我是在供熱和空調企業的環境中長大的。我父親於1952年開創了這樣一個企業，我和我的兄弟從5 歲開始就已經在父親的企業裏工作了。我曾想從父親手裏買下這家企業。然而，他堅持讓我的兄弟做我的合夥人。我拒絕了，因為我的兄弟是個酗酒者，根本不可能在企業裏有效率地工作。他是個禍害，我可不願意給自己加上這麼個緊箍咒。
於是，經過多次與父親的談判破裂，我於1984年9月1日創立了自己的公司。畢竟，我時年34 歲，還年輕，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擁有金融學學位，擁有技術教育背景，了解如何定價。有什麼難的呢？可是，不久我就意識到，事情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容易。
1984年9月1日，我是公司的唯一員工。我隻有一位顧客：是澤西城的一位商人，他了解我的能力。於是，我立刻就有業務了，但不幸的是，我的銀行賬戶上沒有錢，我舉債過度。困難超乎我的想象。
我不斷地問自己，“你可以找到活幹嗎？你能把工作做好嗎？你能在你的報價限額內完成工作嗎？”如果完全是我自己完成工作，我會做得很好。但是當我把工作分包出去時，我卻遇到了問題。
我天真地依照我親自完成所有工作的情況，為公司的工作和服務定價。我認為，無論怎樣，每個人都應具有與我一樣的職業道德。我雇用員工時，總是假定人們有較好的工作速度與工作質量（比如，以我的速度和質量去工作）。這是我犯的主要錯誤。
我很長時間都一直工作到深夜。我的腦子裏時刻都裝著工作。我下班回家，吃過晚飯之後，在看我女兒玩壘球的同時，還要做所有與企業工作有關的事情。管道是否完全鋪設好了，合同是否簽妥了，施工材料是否都發貨了。我放權給一位員工，讓他完全按我的方式去做所有的事情。一切都安排妥當了。兩天後我察看工作進展時，發現我們要做三倍於原來工作量的裝修工作。他決定改變工作方式，因為他不願受條條框框的約束。他確定以新的方式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但卻要花雙倍的錢。
那麼，我該怎麼辦？我解雇了他。我說，“我不需要你改變我的方式，我可以比你更快地讓這些該死的管子開始工作。”我證明給他看，也許我這樣做都是多餘的，但我還是這麼做了。
隨後，我陷入了無望的境地。我不得不時刻盯著，才能使工作正常進行，我沒辦法接更多的活，因為一切都要親力親為。我在連軸轉。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然而，我卻沒時間接更多的活。如果我將工作打包出去，工作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我接的活越多，完成情況就越差。
我妻子在辦公室工作。不幸的是，她身陷財務數據的困擾中，當財務數據不好時，她也不想讓我操心。她不向我通報財務數據，於是，出現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當我發現財務狀況有問題時，公司已出現巨大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