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建設連接“一極兩帶”快速交通束：江蘇經濟創新發展的基礎工程
在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過程中，資本外部性的相對規模（市場作用的範圍）、勞動力的可移動性和交通成本決定著經濟活動的空間整合過程。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快速交通束建設，不僅能降低交通成本，而且對勞動力的空間流動、資本市場作用範圍擴展產生積極的作用。因此，著力泛長三角區域合作背景下的江蘇快速交通束建設，是江蘇區域經濟相對優勢凸現，由要素集聚向產業集聚轉變，實現創新發展的內在要求。
泛長三角經濟區具有“一極兩帶”
空間結構特征。“一極兩帶”快速交通束建設是泛長三角區域合作的重要路徑。江蘇省域經濟板塊與“一極兩帶”的特殊區位關係決定著其與泛長三角經濟區的內在經濟關係。因此，建設泛長三角區域合作背景下的連接“一極兩帶”快速交通束，是江蘇經濟創新發展的基礎工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快速交通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機理
快速交通束是指以現代化交通的快速化、體係化為特征，實現各類經濟要素流在區域間的低成本、快速度流動為目標的交通基礎設施。具體來講，是以現代鐵路尤其是高速鐵路、城際鐵路、高速公路、集裝箱化的港口、航空運輸等為主體的交通方式，包括各類快速交通方式的組合配置與網絡化體係建設。交通基礎設施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具有內在的機理，可以說，交通基礎設施的現代化程度直接影響著區域經濟發展的發展程度。
1.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與區域經濟發展關係研究進展
國內外的許多學者對交通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係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英國經濟學家安德森（Anderson）和斯特龍奎斯特（Stromquist）曾宣稱，歐洲經濟體製的所有重大轉變，均伴隨著（或起始於）運輸與通信基礎設施的重大變化。其中，13世紀水上運輸體係的出現，16世紀航海和海洋運輸的巨大發展，19世紀鐵路作為嶄新的運輸方式的出現以及20世紀70年代以後信息與運輸相結合的即時供貨係統都分別引起了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革命。20世紀由於汽車的普及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推動作用，比當年鐵路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更大。公路網的密度大大高於鐵路，特別是高速公路、集裝箱和多種運輸方式及其聯運，使區域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阿斯徹（Aschauer，1989）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將基礎設施投資的下降與隨後生產率的下降放在一起進行經濟計量研究，得出了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有重要作用的結論。沃爾特·羅斯托也將基礎設施視為社會先行資本，認為基礎設施發展是實現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納克斯發展了羅森斯坦·羅丹的理論，認為基礎設施投資是政府的責任，私人企業是不可能有動力對具有初始投資不可分和強外部性特征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的。郝茨-艾肯（Holtz–Eakin，1998）將基礎設施投資從總資本中分離出來，單獨估計基礎設施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瑞爾威特（Rietveld）、尼基坎普（Nijkamp，2000）分別從當地、區域和國家三個層次分析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的影響。巴頓（2002）認為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有正的效應，並可細分為直接運輸投入效應和包括乘數效應在內的間接效應。隨著新經濟地理學的興起，藤田（Fujita）、克魯格曼（Krugman）和威納鮑斯（Venables，1999）、歐坦威亞（Ottaviano）、特布什（Tabuchi）和斯茲（Thisse）（2002）從空間聚集經濟的角度，分析了交通基礎設施對新企業的誕生，企業分布與產業布局的影響，認為交通改善將改變區域離心力和向心力之間的平衡，因而可能會對不同區域企業的誕生產生相反的影響。克肯尼（Kilkenny，1998）則強調，當運輸成本下降時，運輸成本相對較高的企業可能會選擇集中，而運輸成本相對降低的企業可能會向外圍地區擴散，以利用外圍地區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