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江蘇經濟創新能力處於同一個層次，創新能力綜合指數超過80；浙江、四川、山東、湖北、陝西等省域經濟創新能力綜合指數在60-80之間，處於第二層次；而重慶、河南、湖南、安徽、山西、江西等省域經濟創新能力綜合指數都在60以下，處於第三層次。再從區域製造業創新能力的角度來看，呈現出從浙江、上海、江蘇、四川、山東、重慶、河南、湖南、安徽、湖北、陝西、山西、江西依次下降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域經濟，其製造業創新指數超過上海、江蘇，可見其產業具有優勢發展特征。
第三節泛長三角區域合作背景下的江蘇產業集聚、轉移
最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發生於20世紀末至今。在這次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生產能力的進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的全球共享型生產的規模在2005年已達8000億美元，相當於世界製造業貿易的30%。國際產業轉移為區域產業轉移提供了新機遇。在泛長三角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產業經濟的結構性調整與升級，為實現長三角經濟區與長三角經濟腹地的產業分工與合作，產業集聚與轉移創造了機會和條件。
一、泛長三角產業集聚、轉移對江蘇產業經濟創新發展的影響
從江蘇省域經濟來說，一方麵可以通過傳統產業轉移實現自身產業結構的升級，另一方麵，長三角經濟腹地發展對江蘇產業轉移的需求增長。因此，泛長三角產業集聚、轉移為江蘇產業經濟創新發展提供機遇。
1.泛長三角經濟尤其是腹地產業經濟與江蘇經濟的互補性
長期以來，中國沿海大部分區域主要依靠發展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企業主要依靠低工資水平、低能源成本等手段實現低成本高利潤的擴張。在其出口產品構成中，勞動密集型產品所占比重大。實際上，許多區域和企業所謂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是特殊曆史條件下形成，必然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機製的完善而逐步成為曆史。中國勞動力供求格局出現新變化，即隨著企業用工工資的提高和用工環境的改善，企業的成本也會相應提高，低勞動力成本優勢減弱。這就促使沿海發達區域的加速產業結構的調整，一部分企業向中、西部區域轉移。
長三角經濟腹地承接產業轉移的有許多有利條件。一是資源優勢明顯。長三角經濟區腹地的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重慶和四川省域經濟板塊的資源豐富，人力資源、礦產資源、土地資源甚至水資源等稟賦條件優越，尤其是人工成本相對較低，充分利用當地的豐富而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可以維持低成本競爭優勢。這是經濟腹地的優勢所在。二是具備一定的產業基礎。
1990年代中期以來，山西、江西和河南等省域經濟的資本密集型行業增加，安徽、河南、湖北等省域經濟已形成一定的工業體係，具備承接產業轉移的產業基礎。如以馬鞍山為重點的鋼鐵工業、以安慶為基地的石化工業，以銅陵為中心的有色金屬工業和淮南、淮北兩大煤炭基地在全國均占有重要地位，在泛長三角經濟區中更是具有重大意義。三是具有相對區位優勢。發達的現代交通體係，尤其是橫向的新亞歐大陸橋、長江交通帶及縱向的京滬、京九、京廣等幹線，為強化經濟腹地與長三角經濟區之間的要素流、經濟聯係奠定了基礎，使得這些與交通相聯係的區域經濟板塊在承接江蘇乃至長三角產業轉移中獲得“相對優勢區位”。
一般來說，從產業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看，經濟越發展，區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越強，這種依賴性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通過產業間的投入產出關係展開的，從而在區域之間形成較強的商品流、要素流並進一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因此，東部發達區域產業向中、西部轉移，是加快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協調區域關係的內在需要，也是優化東部產業結構升級的大趨勢。
2.產業集聚和轉移是江蘇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要求
近幾年來，受土地、能源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製約，東部發達區域產業轉移呈加速之勢。如上海產業結構重心由過去的“二三產業並舉”，到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兩個優先”，越來越多的工業企業要求轉移。浙江省產業轉移速度也加快。據調查，浙江省2000年及以前僅有47家企業向省外遷移，而2001年達到127家，2002年134家，2003年166家。應該說，企業遷移的速度加快，產業轉移已成為發達區域產業升級發展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