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受到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逐步實行計劃體製並且實行受這種體製製約的由國家確定投資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同這種體製和發展模式相適應的是前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這種理論集中地體現在1954年出版的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中。由於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缺乏經驗，所以根據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的主要論點編寫的這部教科書對我國影響很大。
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得出了一係列的經濟規律，這些經濟規律並不是從經濟體製實際的運行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抽象出來的，而是從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抽象比較中反證出來的。這在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剛誕生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經過長達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實踐後，再停留在這個階段，就不適合社會發展的要求了，這造成理論的僵化，從而引起體製的僵化和經濟發展的停滯。
應該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像孫冶方、顧準等經濟學家，已經對這種計劃體製的經濟理論提出過質疑。
斯大林在《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提出的、後來在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反複作了解釋的論點大致如下：
“下麵這個論斷也是完全不正確的，就是說在我們現今的經濟製度下，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上，價值規律仿佛調節著各個不同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的比例。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沒有用全力去發展那些比起往往贏利很少，而且有時簡直不能贏利的重工業來是最能贏利的輕工業？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不關閉許多暫時還不能贏利，而且工人在其中的勞動不能產出應有效果的重工業企業，也不開設確實能贏利，而且工人的勞動在其中能產生巨大效果的輕工業新企業？
假如這是正確的，那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我國，不依據仿佛調節著各個不同生產部門間勞動分配比例的價值規律，把工人從對於國民經濟很需要但贏利很少的企業調到更能贏利的企業中去？
顯而易見，如果追隨著這些同誌們的腳步走去，那我們就不得不把生產資料的生產的首要地位，讓給消費資料的生產，然而放棄生產資料生產的首要地位，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消滅我國經濟不斷增長的可能性，因為如果不同時實現了生產資料生產的首要地位，就不可能造成國民經濟不斷的增長。”
顧準等引用馬克思的話進行質疑；
斯托爾希下麵這段話，也表達了許多其他人的意見。“形成國民收入的各種可出售的產品，在政治經濟學上必須用兩個不同的方法來考察：在對個人的關係上應看作價值，在對國民的財富上應看作財富；因為國民的收入不能像個人收入那樣，按照它的價值來估計，而是按照它的效用，或按照它能夠滿足的需要來估計。”（《論國民收入》，第19頁）
第一，把一個在價值上建立起自己的生產方式，進一步按照資本主義方式組織起來的國家，看成是一個單純為了滿足國民需要而工作的總體，這是錯誤的抽象。
第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後，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條件下，價值決定就仍然在下述意義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各類不同生產間的分配。最後，與此有關的簿記，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接著，顧準指出，斯大林認為“價值規律調節不同生產部門間勞動的分配”這種不正確的論斷是不是就是指馬克思所說的“價值決定，對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仍然有支配作用”呢？就調節一辭，占支配作用一辭而言，可以認為是同義語。從本文（第二節）的引文，我們也可以知道，馬克思所說的價值決定與價值規律意義也是相同的。因此，我們若認為，上述斯大林的論斷與馬克思的論斷是直接互相反對的，也許不是沒有根據的。
這種理論上的質疑實際上包含著非常深刻的含意：即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如果忽視價值規律或市場價格的調節作用，企業不計盈虧，不追求利潤，工人不流動，不能從贏利低的企業轉向贏利高的企業，這種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就不可能具有合理性，所謂計劃經濟隻能靠長官意誌來推行，誰的決策權力大，誰就可以決定資源的分配和調節，盡管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強調客觀經濟規律不以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而實際上是在經濟運行和發展都存在著某種唯意誌論。
但是，孫冶方、顧準等人的質疑被批判為“利潤掛帥”，在“文化大革命”中更上綱為“反革命的修正主義”。
在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徹底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錯誤路線，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改革實際上就是改革原來的計劃體製，把計劃體製改為市場體製，開放實際上就是把封閉的計劃體製改為開放型的市場體製，同世界經濟接軌，以利於我國經濟的發展。這是一場深刻的曆史性的變革。正如鄧小平同誌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