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起來反對狄根森的是道布。道布於1933年12月寫了《經濟理論與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認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於財產的占有關係不同，不能引進市場關係。理由是：第一，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應遵守收入分配平等的原則，如果承認木匠比清潔工稀缺，培養費用高，要取得更高的收入，那就會違反收入平等原則，因此，在這種條件下，市場原則是不適用的，市場價格不能成為自動的調節器和指數；第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財產將成為國家財產，究竟是采用一台機床，還是使用一個工人，這種成本關係不能靠自由市場的自發裁決而首先取決於國家對資源、消費品和生產資料之間分配比例的決策。邊際投資收益率、“自然”利息率等等隻是一種“普遍的幻覺”。道布認為，不能相信個人的“經濟選票”，“個人的時間偏好”，“因此，在對未來的判斷方麵，自然的個人不可信賴是眾所周知的。”因此，在計劃經濟中，要打破邊際收益相等，一部分投資不能得到今天正常的利息率，而是得到未來（10年或20年）的正常的利息率。他舉了一個通俗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假如一個人沒有意識到五年後他將富裕起來，建造一座宮殿，他可能會自己蓋一所以後注定會成為累贅的房子。但如果他能預知他五年後要發橫財，他將不建房子而暫時住在平房中。他將以不同的方式開始為他的宮殿打基礎。在以後長期的爭論中，道布基本上都是堅持他的以上兩點理由，隻是在具體論述上有所發揮。例如，他反對“消費者主權”的原則，理由是消費者市場行為常常不合理，忽視社會消費；其次，他反對“按均衡價格分配稀缺資源”的原則，理由是在經濟中會出現“瓶頸”，生產技術係統本身存在著相對的穩定性，即存在著不可替代性，生產資料和消費品供求具有互補性，必須規定各自的實物比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收入相對平均，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會出現“躍進”，隻能根本放棄這種產品的生產，或者大規模生產這種產品。
總之，米塞斯的意見是社會主義製度下不可能有市場，因而經濟不可能合理運行，狄根森的意見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可以用計算的方法模擬市場，因而比資本主義製度下經濟運行更合理，而道布則認為社會主義製度下不能采用市場的辦法，但經濟運行可能更符合社會的利益，因而更合理。由於出現了以上三種意見，各執己見，使這場爭論更深入，更引人注目。對於以上這三種觀點作出評論的是A．勒納。他認為，“社會主義問題的經濟學討論特別適合於正論、反論和合論的證明體係”，是他在《經濟理論與社會主義經濟》（1934年10月發表於美國《經濟研究評論》）中開宗明義所說的話。
勒納認為，狄根森是把均衡經濟理論同社會主義相結合的代表。“由於對經濟計算的要求，價格和市場不再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概念，而被認為能夠至少像資本主義交換經濟中一樣地利用這些手段，而且能夠利用得更好。”勒納認為，狄根森在這方麵作了開創性的努力。盡管他的關於需求曲線的計算不完善，但隻是表明在一個廣泛的未開拓的領域中進行研究的極端困難。他把批評的矛頭主要指向道布。他認為，道布對群眾嗜好的傲慢蔑視和父愛般的擔心，將導致官僚特權，把官僚的利益看作社會的意願。而正是自由的價格製度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按需分配精神才相符合。同樣，否定資本邊際收益最大化原則，也會導致官僚的主觀決策，總不能在所有辦公樓裏都裝上電梯，在所有工廠都安裝輸送帶，因此，沒有價格製度，經濟就會恢複到“捉迷藏”的狀態。勒納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有更強的預見力，這並不是說經濟原則有什麼不同，以同樣的預見度，競爭經濟也會建造一間平房和一座宮殿，因為預期的利息率下降會對長期借貸產生影響。”勒納的結論是：“當道布先生從價格是不必要的觀點開始討論起，他很快發現自己成了米塞斯的同夥。”這就是說，道布和米塞斯雖然從不同的立場出發，但是，卻得出了共同的結論，即社會主義和市場是不能相容的。而勒納比任何人卻更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需要市場和自由價格製度。西方把市場社會主義同勒納的名字聯係在一起，這並不是偶然的。勒納在1944年出版的《統製經濟學》中指出，“在國家不是徹底民主的情況下，國家統製或占有生產資料並不等於社會主義，它甚至比社會主義的對立物資本主義距離社會主義更加遙遠得多。”在勒納看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區別在於，在社會主義下應當更好地解決就業、壟斷和收入分配的問題。
在這次大辯論中，從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高度作出概括的是旅美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他在1936年10月開始發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文開首就指出：“社會主義者肯定有很好的理由衷心感謝米塞斯教授……因為正是他的有力挑戰，使社會主義者認識到一個引導社會主義經濟資源配置的經濟計算體係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