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和日本是比較經濟學中常加以比較的實例。但是，由於俄國在轉軌中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而日本和韓國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獲得了高速成長，但是，最近又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因此，使這種比較研究具有了新的角度，或者也可以說，在新興學科比較製度分析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21世紀，我國處在改革和發展的新的曆史階段，俄國、日本和韓國都是我國的近鄰，吸取俄國改革和日、韓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對我國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第一節）日本和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曆史前提
日本在1955-1965年連續10年取得了經濟高增長率，國民生產總值與上一年比較的增長率：1955年為8．8％、1956年為7．3％、1957年為7．4％、1958年為5．6％、1959年為8．9％、1960年為13．4％、1961年為14．4％、1962年為7．0％、1963年為10．4％、1964年為14．4％、1965年為5．1％。
1950一1973年，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率日本為9．9％，俄國為5．5％，按人口平均的國民生產總值日本為8．7％，俄國為4．0％。
韓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也相當快，1965-1985年平均增長率為6．6％，特別是出口的增長，1965年為1．75億美元，1985年增至303億美元，以現價計算，年增長率為29．4％，出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65年的6％上升到1985年的34．3％。
這裏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日本和韓國的高速經濟增長都受到俄國和朝鮮計劃體製的影響，請看以下兩段描述：
“在1939年……日本陸軍在滿州國與蒙古邊界對紅軍挑起軍事衝突，在日本稱之為N事件的這次挑釁發展為大規模軍事衝突，雙方都出動空軍深入對方邊境線攻擊對方的空軍基地，日本陸軍精銳第23師遭到慘敗。俄國坦克旅的優越是決定性的，蘇聯這種展示其技術優越性的工業能力對日軍及滿州國入侵軍長官結成聯盟的所謂改革主義官僚帶來極大的衝擊。甚至在N事件前，這些人就一直迷戀蘇聯計劃機構推動工業迅速增長的能力，甚至建立了一些製度機製模仿其運作，1937年模仿蘇聯計劃委員會建立的企劃廳在1940年製訂了新經濟體製建設大綱。這種反資本主義態度招致企業界、包括商工大臣的激烈抗議。這一控告在1941年最終導致幾個企劃廳官僚被逮捕……二戰結束後，占領軍總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商定需要建立一個經濟安定總部，負責經濟的最高計劃與控製。東京大學的一位溫和的非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者有澤廣已教授提出，需要把資源和資金配置的重點放在生產重建煤炭和鋼鐵業所需的基本材料和能源方麵。他的意見被接受，這就是著名的傾斜生產方式。負責實施這一計劃的經濟安定本部的長官是1941年被逮捕的企劃廳官僚之一。”
“日本統治結束後隨之而來的是朝鮮半島的分裂。美國占領著南部，韓國的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上台的……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使韓國麵臨著產權重新配置、外貿外彙體製重建的緊迫任務。屬於日本人及其合作的私產或者被國有化，或者被賣掉，同時外貿外彙體製也要改革，以彌補因為與日本聯係的中斷所帶來的真空。從這個意義上講，韓國失敗後的經濟狀態類似於蘇聯集團崩潰後中東歐國家。政府降低了國有財產的出售標準，以更利於私有化，實業家用其意外收益捐獻給李承晚的自由黨。50年代銀行的私有化也說明了這一過程。實力最強的工業資本家利用其政治關係從銀行借款，用於競標這些銀行的所有權。在1957年銀行私有化完成之日，所有的主要商業都處於工業資本家的控製之下。毋庸諱言，銀行私有化的受益人也是李承晚自由黨的主要捐款人。李承晚還把配置援助品、進口許可證和政府合同作為鞏固其權力的基礎的工具……李承晚的邏輯很清楚，掌握的外彙和外援貨物低於其市場價值，就創造一些套利機會，就可以把好處分配給那些願意回報自由黨的工商業人士。當1960年學生抗議結束了李承晚政府的統治時，韓國處境堪憂。這是一個全世界人均GDP最低的國家，依賴外援，儲蓄率僅占GNP的10％……製造業隻占GNP的10％多一點。
1961年5月16日，樸正熙將軍通過不流血的軍事革命獲得了權力，樸正熙主要擔心的是朝鮮共產黨政權，他們在朝鮮戰爭後，實施了一係列重建與經濟發展計劃。樸正熙認識到，韓國正麵臨著一個強大的對手，對方正在贏得經濟戰爭，在軍事和政治戰爭中也處於領先地位。在60年代初，朝鮮的人均GDP是韓國的兩倍，更令人擔心的是這種差異正在擴大。”
以上兩段引文雖然長了一些，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日本或韓國，都是學習了俄國和朝鮮作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的經驗。日本從上世紀40年代就關注著前蘇聯發展經濟的經驗，韓國樸正熙則摒棄了李承晚60年代的裙帶資本主義，堅信國家在經濟發展中起領導作用。1961年，參照日本的經驗，成立經濟企劃院，負責製定和實施五年經濟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