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貿順差的認識
1.內涵豐富的外貿順差問題
沈國兵從比較優勢和產業內貿易的角度發現，中美貿易失衡是中國在雜項製品、原料製品及機械與運輸設備等勞動密集型、資源易耗型及技術成熟型工業製造品上發揮出自身顯性比較優勢的結果，它們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實質原因。就總體貿易構成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中國對美貿易取得了快速的增長，但是中國對美貿易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仍是主要的出口品，進口品以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這就決定了中美之間貿易仍以產業間貿易為主。此外，由於中國正處於結構調整期，結構調整需要一定的時間，所以中長期內中美貿易失衡和互補性的貿易結構難以改變。
Lawrence J。Lau等提出了核定出口商品中所包含的完全國內增加值和完全進口額的計算方法，重新評價中美貿易失衡的現狀。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出口經常包含從很多國家或地區進口的原材料和部件，所以不能僅僅使用出口總值來衡量出口的規模，也要計算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國內增加值和國外增加值。研究在數學上證明出口總值等於出口所帶來的完全國內增加值和完全進口額之和。經過重新估算指出，中國對美國出口貨物總值約為美國對中國出口貨物總值的四倍，但以國內增加值來衡量的話，則中國對美國出口僅為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兩倍左右；與美國相比，中國出口更多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這也反映了中國實際工資率較低和勞動力相對充裕的現實。
2.被過高估計的外貿順差
萬光彩等認為，現行的以“物品跨境”和“原產地”為外貿統計原則、以“報關登記”為數據采集方式的貿易統計體係，嚴重誇大了中美貿易不平衡而扭曲了中美貿易的真實情景。由於我國的FDI流入存量大量超過流出存量，並且在國際生產網絡中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因而現行貿易統計非常不利於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往往通過“海外生產、國內銷售”或“海外生產、海外銷售”的方式替代“本國生產、海外銷售”的方式，這種模型下進行的生產在“原產地”原則下最終被統計為中國生產，但是從國別屬性來看，這些生產的最終受益被發達國家獲得。因此，表麵上，中國出口遠遠超過進口，但是如果把FDI的生產統計處理後，中國的出口規模將大大縮減。因此，我國應借鑒美國經常賬戶下基於所有權的補充統計體係，以克服現行統計體係的缺陷，從而正確評估中美貿易問題。
從統計方法、轉口貿易等角度並結合中美兩國的數據進行檢驗，仲鑫等證明了中國貿易順差確實存在虛高成分。從統計方法來看，與大多數國家出口計價不同，美國出口數據是依據船邊交貨價（FAS）統計的，而中國出口數據是依據離岸價格（FOB）統計的，並且中美兩國進口數據都是依據到岸價格（CIF）統計的。由於中美進出口計價基礎不同，因而需要把雙方進出口轉換成統一的離岸價格，才能比較中美雙邊貿易統計數據差異情況。從轉口貿易的角度來看，美國在統計進出口數據的時候，往往把中國內地經過中國香港轉口的貿易也計算進去，所以要反映中美貿易的真實麵貌，就必須剔除中國香港的轉口貿易。這樣，美國的貿易逆差遠沒有先前官方公布的那麼大。
（二）外貿順差的成因
國家發展改革委投資研究所課題組從宏觀經濟政策的角度對此做出了解釋。從貿易政策的角度看，我國一貫奉行“獎出限進”的貿易政策。長期以來，在我國出口管理政策中，出口退稅政策一直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自1985年開始，我國一直全麵實行出口退（免）稅政策，目前平均的出口退稅率在13%左右，從而，對外貿易傾向於盈餘持續地激勵外部需求、抑製內部需求，造成貿易順差的持續存在和擴大。從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角度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製定，缺乏一個內外平衡目標兼顧的思維框架，政策目標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內部平衡目標——“高增長、低通脹”的實現，而忽視了外部平衡。從而，導致現實中這些政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國內需求的增加，加劇了外部失衡，同時也妨礙了經濟自動調節功能的發揮。王晉斌等也認為，就中國對外貿易出現大量順差而言，其基本原因在於出口導向型的外貿政策。中國在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通過投資和貿易政策，如優惠的外資進入條件、出口退稅以及出口企業的稅收優惠等外向型政策，人為創造了出口企業的比較優勢，推動了出口貿易的發展。就近幾年貿易順差快速擴大而言，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正在實現通過外向型政策創造比較優勢，向依靠大市場培育的規模經濟和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條件形成的、自發的比較優勢轉變這一過程。因此，隨著中國產業技術升級，中國的外貿順差將會持續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