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迎秋等對“李約瑟難題”做出自己的解釋。他們認為，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發現和發明更多地發生在歐洲，是因為歐洲的製度優於中國的製度。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革命往往是一國經濟發展舊有軌跡的拐點。以社會革命為先導、工業革命為結果的歐洲大革命，催生和確立了私人產權的基礎地位，並在此基礎上促成了一個更加完備的社會運行和管理體係。他們認為，自13世紀以來，中國基本上沒有任何有意義的科學技術發明與創新，也就不可能有如同歐洲那樣的工業及其現代化發展。主要原因有：第一，農本社會是中國傳統社會始終不變的主線，雖然中國曆史上社會革命此起彼伏，但革命所改變的僅僅是在傳統封建專製製度框架下的產權重新分配，而不是產權製度及其架構的創新安排；第二，當時發生的產權重新分配又總是以不傷害傳統的高度集權的產權製度和架構為前提的；第三，當時的產權保護本身也是非製度化的；第四，缺少甚至根本沒有科學技術發明與創新的製度安排；第五，15世紀後的中國經濟開始轉向全麵封閉，更是近代以來中國科學技術不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認為，當前推進中國科技創新和現代化進程的路徑選擇應包括：第一，必須強調進一步強化對包括公權和私權在內的產權的界定與有效保護，並使這種界定與保護製度化、規範化和配套化，著力推動個人和企業進行科學技術創新的機製和製度保障問題；第二，繼續加大基礎性科學和技術研究的政府投入力度，帶動民間應用科學和技術的研究與開發，形成多層次聯動的國家創新體係，著力推進基礎科學技術研究與創新；第三，進一步深化各項改革，特別是行政管理體製改革，強化政府服務功能，為市場機製健康運行和正常發揮作用提供更充分的外部環境與條件；第四，大力發展非政府組織，充分發掘各級各類非政府組織的社會管理與中介服務功能，構建全民參與科技創新的氛圍和推進機製，從而更有效地避免政府官員腐敗、防止大麵積出現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實現政府和社會對科技創新行為進行有效調節及其機製和平台的建設；第五，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切實把開放的重點真正放在引進國外先進管理、先進技術和先進理念上來。他們認為，上述幾個方麵的有機組合是解開“李約瑟難題”，更好地推進科學技術創新，更快加速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紀玉山等認為，當科技創新在單個企業發生時，向宏觀層麵進行橫向與縱向同時擴散與轉移的傳導機製是：第一，科技創新在企業層麵上形成規模效應。企業因科技創新引致技術水平的提升，從而在較高的技術水平上，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導致單位產品成本遞減，從而提高企業的利潤；第二，科技創新在行業層麵上形成集聚效應。通過技術創新，企業開發出超越原有產品功能的升級產品、優化原有產品功能的配套產品，隨著生產經營範圍的擴大，同一行業內部的其他企業就會通過各種方式進行模仿、學習與創新，產生能給相關行業帶來創新收益的空間集聚效應，範圍經濟產生收益遞增的空間效應，其根本原因在於科技創新的固有屬性，即信息、知識等軟要素的共享性；第三，科技創新在產業層麵上形成乘數效應。他們進一步指出，科技創新在三種層麵上形成的規模效應、集聚效應和乘數效應具有在時間上的繼起性和空間上的並存性，不同層次的效應由於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會表現出不同的強度。規模經濟性在機器大工業時代最為典型，範圍經濟性則與適應差異化市場的精細化製造業時代相適應，聯結經濟性在網絡信息時代得到張揚。他們通過將中國與日本進行比較研究，發現，科技創新為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注入了持續的動力，而我國則由於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導致科技創新的傳導機製難以發揮，從而在宏觀上表現出科技創新乘數極低。因此，建議進一步加大科技投入、積極扶持企業的自主創新、增強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協同優勢、創造各種條件促使科技創新在全社會的擴散以及完善國家創新體係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