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商業銀行作為一個產業，從這個角度研究產業的競爭結構、產業的效率仍是一個熱點，尤其是對不同所有製銀行的比較、開放背景下中外銀行競爭格局等議題。
（一）對銀行效率的評價和考察
在商業銀行效率方麵，大量引進最新的評價方法和模型，對我國商業銀行最近十年的效率進行實證分析，得到的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我國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較高，且呈增長趨勢，但利潤效率偏低，並呈下降之勢，中國商業銀行部門控製成本的能力好於其創造利潤的能力；而從不同所有製銀行類別來看，普遍認為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低於股份製商業銀行（當然，也有不同意見的，如邱兆祥等在引入風險因素後得出的結論），表明中國銀行部門的所有製改革措施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並尋找影響商業銀行效率的內外部因素，發現宏觀經濟、產權等是影響近期我國商業銀行效率的重要因素。
徐傳諶等以中國十四家商業銀行1996～2003年數據為樣本，利用隨機邊界方法研究了它們的成本/利潤效率狀況和演進趨勢。結果表明：（1）中國銀行業的整體成本效率水平在樣本期內以年均3.1%的速度呈現不斷提高的趨勢，但其增幅則逐年下降，具體從1997年的7.5%持續降低到2003年的0.7%，國有銀行的成本效率提高速度要普遍高於股份製銀行；（2）中國銀行業的整體利潤效率水平在樣本期內逐年下滑（年均-8.4%），並且下降的幅度越來越大，從1997年的-3.0%直到2003年的-15.3%，股份製銀行的利潤效率下降速度要普遍低於國有銀行。這一結果有兩方麵的含義：第一，從樣本期內股份製銀行在效率水平（成本/利潤）上均表現得要好於同期的國有製銀行，可以看出中國銀行部門的所有製改革措施產生了一定意義上的積極作用。第二，銀行業利潤效率水平的一致加速下降，這說明直到目前為止，占有巨大資源的商業銀行由於過多的管製和政府幹預而無法釋放其所有的贏利能力，或者說它們所麵臨的來自市場競爭和預算約束的壓力仍然十分有限。中國銀行業改革“造血”重於“輸血”、“解禁”優於“減負”，因此，第一，需要繼續推進商業銀行部門尤其是國有製銀行的產權改革，實現商業銀行的真正商業化，解除政府的管製和幹預，硬化商業銀行的預算約束，使之成為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盡快提高其內部經營效率（主要是利潤效率）；第二，對國內中小民營銀行實現“國民待遇”，允許其進入市場參與競爭，並為其發展與壯大提供良好寬鬆的外部環境。
王聰等采用隨機前沿法（SFA）測算了1990～2003年我國商業銀行的X-利潤效率、規模效率、範圍效率及其動態變化，分析宏觀因素、產權製度與市場結構對效率水平的影響程度和影響機製。實證檢驗發現：GDP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率對X-利潤效率水平產生正影響，CPI和以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銷售利潤率衡量的企業整體效益狀況對X-利潤效率水平產生了負影響，所有宏觀變量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的影響最大。在麵臨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下，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製商業銀行的X-利潤效率水平存在結構性差別，且依次遞增；兩類商業銀行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規模效率，國有商業銀行在大多數年份裏的規模效率好於股份製銀行，從時間趨勢來說，兩類商業銀行由於規模的擴大，規模經濟效應正在逐步減弱且差距也在逐步縮小；國有銀行幾乎不存在範圍效率，股份製銀行存在一定程度的範圍效率，但從時間趨勢來看，範圍效率逐步減弱。產權製度是造成這種差異的關鍵原因，市場競爭程度對商業銀行效率也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且兩者對商業銀行效率的影響是一種互補關係而不是替代關係。
楊大強等考察了我國4家國有商業銀行和10家股份製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潤效率，發現1996～2005年間，用成本效率來衡量，國有商業銀行效率略高於股份製商業銀行，其中2000年差距最大，達到3%，2005年最小，為0.5%。這與許多認為國有商業銀行由於網點眾多、冗員，可能在控製成本方麵能力低於股份製商業銀行的研究觀點不同。他們分析認為，原因在於國有商業銀行在處理不良貸款方麵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從標準利潤效率角度來評價，一直到2004年，國有商業銀行效率高於股份製商業銀行，2000年差距最大，達26%，到2005年股份製商業銀行這一效率超過國有商業銀行，股份製銀行的效率提高速度顯著快於國有商業銀行。此外，無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製商業銀行，標準利潤都遠高於替代利潤效率，這反映了在定價方麵存在著市場力量或銀行產出在質量方麵的不同。他們還考慮了引入不良資產後對商業銀行效率的評估問題，指出在引入不良資產後，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不是很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