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粗加工為主的資源主導型產業多，原始農牧業多；重工業過重，“嵌入式”建設的重工業、國防工業對地方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大；輕工業過輕，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現代輕工業少，缺乏相關的支柱產業和支柱產品；二元經濟結構明顯，產業層次低，第三產業發展緩慢、比重低。
4．工業化進程慢，工業化水平低
知識技術密集型企業少，技術裝備水平低下，產品附加值低；粗放經營問題突出，作為工業化主要特征的產業化、社會化經營不發達，規模效益不顯著。
5．居民收入水平低。民間資本缺乏
1998年西南4省市（未計西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國居中等水平，而西北5省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位次都在20位以後。其中，甘肅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009．61元，在全國排第30位（未計西藏），不及廣東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9．68元的一半。1998年西部地區10省市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在全國居最低水平，位次從22位到31位，即使其中最高的四川省農民人均純收入也隻有1789．71元，不及上海市農民人均純收入5406．84元的1／3。
6．所有製結構調整緩慢，非國有製經濟規模小、活力不足
西部地區的很多省份在很大程度上尚未擺脫計劃經濟和以國有經濟為主的傳統所有製模式，整個西部地區的非國有製經濟隻占30％左右，與東部地區非國有經濟占70％左右相差很大。
對於東西部發展差距問題，鄧小平曾指出：“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江澤民總書記1995年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幹重大關係》一文中指出：“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征。決不能動搖。……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今後改革和發展的一項戰略任務。”從“九五”開始。國家開始重視支持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出台了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五項政策措施：①增加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支持和建設投資，優先安排資源開發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②調整加工工業地區布局，引導資源加工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③理順資源型產品價格體係，增加中西部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④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區；⑤加強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合作，鼓勵向中西部地區投資。這些政策措施對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這些政策措施並非都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執行起來彈性較大，缺乏約束力。因此，亟待建立健全加快西部地區開發與發展的有約束力的、權威性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體係。
（二）製定西部大開發的區域經濟政策體係的必要性
從當前國內外的經濟環境分析，西部地區如果繼續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什麼資源就開發什麼資源的老路子，一味依賴傳統的資源性產業，不僅不能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相反會越拉越大。西部地區也不可能走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的老路子。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式下，西部地區的大開發迫切需要有新的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應盡快製定與實施促進西部地區大開發的完善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
西部地區大開發，振興西部地區的經濟，需要做出全方位的、多層次的、艱巨的努力，而有關西部大開發的優惠的、約束力的、權威性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的製定和付諸實施，無疑是實施西部地區大開發、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大發展需要首先研究和解決的問題。與東部地區經濟起飛階段所享有的優惠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相比，現在西部地區大開發還缺乏這種優惠的政策環境。因此，西部地區大開發迫切需要製定相應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
目前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增長和體製轉軌時期，從國際經驗來看，這一時期是地區間差距拉大最快的時期，也是地區間利益再調整的時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製定和實施西部大開發的國家區域經濟政策，有利於協調東西部利益、緩解經濟快速發展中東西部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促進西部地區加快發展、縮小東西部差距、改善西部地區的生活條件、實現東西部共同繁榮，其政策目標是在保持經濟發展效率的前提下。對東西部差距拉大的趨勢進行逆向調節，采取有利於提高經濟落後的西部地區的發展能力的政策和措施，推動西部地區經濟的較快增長或超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