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國會議員趨於年輕化，對總統的權威構成了挑戰。20世紀90年代，許多年輕的新議員被選入國會。盡管這些新議員在競選過程中幾乎完全以關注國內事務而當選，但一進入國會，便謀求對美國的對外政策施加影響，從自身利益出發，抱著減少合作或協調的心態，總是對行政部門的重大對外政策方針進行批評，以此增強自己盡早出人頭地的政治資本。相當數量的新議員不信任或懷疑權威，對美國冷戰時期對外政策持否定態度。希望冷戰結束以後，全麵地改變美國對外政策方針，減少海外駐軍，增加對美國國內社會及經濟問題的關注。一般地講，“年輕議員趨於更為黨派化、更為意識形態化、渴望迅速出名，因此，在對外政策或其他事物上不是很願意順從總統的權威”。
第三，國會工作人員隊伍日趨龐大，且專業化，使國會對外交事務的管理更加具體化和細節化。工作人員包括議員、委員會以及整個立法部門的服務人員。一個議員還有25名助手為其工作。許多國會工作人員學曆高，工作經驗豐富，他們運用自己的專長和專門知識協助國會議員對總統方麵的權力提出挑戰，使國會對美國外交決策的工作具體化和效率化。
第四，現代技術的發展，使美國國會的工作更加趨於專業化。傳統上，國會順從總統的一個原因是行政部門在國際事務方麵獨占大量信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國會內部各機構可通過電腦、互聯網、衛星工程等現代技術，獲取大量信息，為國會議員提供各方麵的專業谘詢服務，增強國會與總統為首的行政部門進行權力較量的能力。
第五，國會議員有更多的機會發表公開言論，並參與外交斡旋。現代傳媒技術的進步在一定程度上已改變了美國國內政治權力的平衡。傳統上，隻有美國總統和國務卿才在美國的電視屏幕上談論對外政策主張，現在由於電視的普及，任何一個議員都可以做到如此。而過去30年裏航空旅行的革命，使國會議員們可以飛往世界各地，親臨世界“熱點”現場，參加外交斡旋，充當國務卿的角色，甚至掌握製定某項對外及防務政策所需的第一手知識。
然而，美國總統的權力仍然很集中，這是美國社會的多元性和權力的分散性決定的。盡管這一時期國會加強了對總統權力的製約，然而由全民投票選舉產生的總統仍然是美國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和國家象征。總統確定國家航向，並聚合力量，提出和執行國家的內外政策。公眾也習慣於把總統作為政治領袖，希望總統解決國家麵臨的各種問題，尤其在“9·11”恐怖襲擊後，總統的權力又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二）壓力集團、院外集團活動異常活躍
戰後美國政治的又一突出變化是各種壓力集團、“院外集團”、“思想庫”層出不窮，異常活躍。美國政治的多元化、多層次，使各種利益主體都有不同的利益訴求。
據統計，所有的美國人都分屬於10萬個協會、團體、俱樂部。很多利益訴求相近的利益主體結成利益集團，意圖對政府的決策、議會的立法施加影響，以使政府的政策措施、議會的法律規範能反映和保護自己的利益。
各利益集團通過提供、進行宣傳、遊行示威、私下遊說、新聞監督、提供研究報告、雇傭職業院外活動家等方式對政治家、議員、官員、法官施加影響和壓力，故稱“壓力集團”，又由於他們經常活動於國會參、眾兩院會議廳之外，也稱“院外集團”。
這些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政府行為和立法行為中的影響不可小視。如美國槍支協會多次成功地挫敗了槍支管製法案的通過，直到克林頓政府時期，槍支管製法案才得以通過。美國的猶太人院外集團更以其數之不盡的財富和卓有成效的遊說活動，在美國政治外交上發揮著重大影響。美國政府之所以堅持親以色列的對外政策，除其戰略利益考慮外，與猶太人院外集團的壓力和影響有著很大關係。
隨著現代政治運營和決策的複雜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政治活動、立法活動和政策製定過程要求專業化、係統化、科學化，使得專業人員組成的“智囊”、“思想庫”在決策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也越來越大。羅斯福總統為推行“新政”，招攬了大批經濟、法律方麵的人才，充任有關部門顧問，開了官方引用專家參與決策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