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征服歐亞：美國外交的飛躍
19世紀末期，隨著美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其外交政策開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即由現實主義向理想主義的轉變。美國的外交行為也逐漸地從“不介入”蛻變為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從反對歐洲幹涉美洲事務發展到直接插手亞太事務。但此時美國的羽翼並未豐滿，在處理同歐洲國家關係上，它隻能把自己看做是英、法、德、意等國家的一個“合作夥伴”。
進入20世紀以後，特殊的國際形勢背景為美國在外交上實現重大飛躍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曆史契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美國大發戰爭財，經濟實力劇增，美國民族心底的“天定命運”論的理念終於迸發出來。“在世界末日”來臨之際，唯有美國才能拯救人類於水火。美國高舉理想主義大旗從美洲新大陸跨越海洋登陸歐亞。正是憑借著堅船利炮、金錢穿梭於歐亞兩洲，取得了一個接一個“外交紅利”：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戰後歐亞恢複與建設的促進國、世界新秩序的締造國……美國的勢力一下子強大到曆史的巔峰；在資本主義世界，它是領導者，在第三世界，它是征服者；在社會主義陣營，它是威脅者。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外交曆史完成了一次質的飛躍，從現實主義邁向了理想主義，理論上表現為威爾遜主義。
尤其是他所闡述的“十四點和平計劃”標誌著這一時期美國理想主義外交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威爾遜主義認為美國外交在政策和行為上都要全麵擴張。在美洲，威爾遜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打著“利他”的理想主義旗幟，采取了進攻性的外交行動。
在亞洲，以“門戶開放”政策為基礎，同歐洲列強、日本爭奪對中國的控製權。在歐洲，美國外交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開始“介入”戰爭，由現實主義轉向理想主義外交政策。一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柯立芝·胡佛總統任內曾一度回歸傳統，但到了富蘭克林·羅斯福上任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保持一種攻守平衡的態勢。二戰爆發後，麵對國內和平主義與中立主義的壓力，羅斯福政府最終還是選擇了參戰政策。二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進入到一個嶄新階段。
（三）爭霸全球：美國的外交巔峰
現代國際關係理論認為，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整個國際關係體係進入到一個新的時期，國際關係的重心由於德、意、日的戰敗，英、法的衰落以及美國的迅速崛起而由歐洲轉向了美洲；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格局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美英稱霸取代了以往由西歐對國際事務的主宰。這種新的國際形勢背景也深深地影響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和行為。戰後以來，美國憑借日益增長的經濟、軍事實力，製定了新的全球爭霸的外交政策，廣泛參與國際事務，在外交活動上縱橫捭闔，到處擴張，近50多年的國際關係史深深地刻下了美國的痕跡。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和行為以全球爭霸為戰略核心以冷戰為線索，大致分為冷戰前和冷戰後兩個階段。
（1）冷戰時期的外交
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是美國實行冷戰遏製及全麵擴張時期戰後羅斯福總統曾提出過對世界秩序的總體規劃，但未能如願就過早病逝。
杜魯門提出的由美國領導的戰後國際秩序觀點也因斯大林主義的存在而難以得逞，在這一背景下，為了美國以及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美國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采取了全麵“遏製”的政策。它宣告了冷戰的開始。
從杜魯門到約翰遜總統，曆屆美國政府，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裏，從全球爭霸這一總的外交戰略出發，製定了兩個基本外交政策目標：一是尋求全球安全與穩定，在遏製原蘇聯擴張的基礎上，全麵出擊，拓展與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為此，美國借助盟國、聯盟及軍事事務、經濟製裁或其他強製性與非強製性的措施來遏製歐亞大陸社會主義勢力的發展；對第三世界這一外交真空地帶，則以種種手段進行滲透。二是維護並促進以自由貿易和固定彙率為（經濟、軍事、政治）基礎的國際市場經濟，推動美國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與繁榮。1944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美國簽署了“布雷頓森林協定”，為戰後世界經濟的發展規劃了具體的內容和運作方式。
為實現上述兩項基本的外交政策目標，戰後初期，杜魯門政府出籠了“杜魯門主義”，提出了美國外交的全球戰略。其基本點是：以美洲為戰略基地，以太平洋、大西洋為屏障，以幫助歐洲國家經濟複興並加以政治、經濟控製為重點，對亞非拉國家進行擴張，從而包圍遏製並消滅社會主義國家，置世界於美國的“領導”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