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二階段（1992年秋-1993年底）
這一時期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演變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對外政策開始成為俄羅斯當局和反對派特別是政府和議會進行政治對抗的主要內容之一，俄羅斯外交具有公開的黨派性質，成了動員外部勢力支撐國內政治鬥爭平台上某一派別的工具；二是俄羅斯當局開始調整其對外政策。
反對派不斷地抨擊俄羅斯的親西方政策，指責當局對西方抱“過高的期望”，在國際上充當西方的“小夥伴”，在許多涉及俄羅斯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向西方作單方麵的讓步，奉行“賣國外交”。與此同時，俄羅斯領導人，特別是外交部的首腦不斷地向西方呼籲，要他們警惕俄羅斯國內“紅褐色的”反對派（指共產黨人和民族主義者），支持“民主派”。但俄羅斯追隨西方的惡果很快暴露出來，“休克療法”激進私有化引發社會動蕩，經濟危機，加上西方援助遲遲不到位，口惠而實不至，並且還常把援助同解決其他政治問題聯係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當局不得不對原來的政策包括對外政策進行調整。這種調整首先表現在，小心翼翼地在某些問題上表示同西方持不同立場。例如，在武器和導彈技術出售問題上俄羅斯不滿於西方對俄羅斯的限製，在談到同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時，強調不能排除美國在扮演調停人和參加維和行動的掩蓋下，攫取俄羅斯在其傳統勢力範圍國家中的地位，表示要抵製華盛頓對外政策中自視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帝國表現”。其次，把同獨聯體各國的關係提上了議事日程，強調俄羅斯在原蘇聯地區有“特殊利益”，並要求西方承認俄羅斯對維護這一地區的和平和穩定“負有特殊責任”。再次，開始重視東方，並重新確認東歐的重要性。1992年底和1993年初，葉利欽總統分別訪問了中國、印度和韓國，並同這些國家簽署了重要外交文件。同時宣稱俄羅斯在東歐地區的戰略任務是：防止把東歐變成使俄羅斯同西方隔離開來的某種緩衝地帶，不許西方大國把俄羅斯從東歐排擠出去。
這一時期俄羅斯雖然對其外交政策進行了調整，但從上述內容看，“親西方的政策仍然保留下來”。依然強調“在共同價值觀念和利益”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夥伴關係”，特別強調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3）第三階段（1994年初-1996年中）
這一階段可以從1993年12月俄羅斯議會選舉到1996年6月總統大選。這是俄羅斯對外政策進一步調整時期。如果說第一階段俄羅斯實行的是向西方一邊倒的方針，第二階段在堅持親西方政策的前提下，力圖實現對外政策利益和力量的平衡，那麼這一階段是在不放棄爭取同西方建立夥伴和合作關係的同時，努力顯示俄羅斯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捍衛國家利益的決心。
1993年12月在國家杜馬的選舉中，極端民族主義主張恢複俄羅斯帝國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獲得了22.9％的選票，這使克裏姆林宮當權者受到極大震動。在這種情況下，連一些屬於歐洲的大西洋派的人物在對外政策問題上，也改變了親西方的調門。俄羅斯領導人在對外活動中也更加強調維護俄羅斯的“世界大國”地位和俄羅斯的“國家利益”。
這一時期外交政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1）俄羅斯同西方的矛盾和利益衝突日益暴露
俄羅斯對西方特別是一向以冷戰勝利者自居的美國，公開表示不滿和反對，因為它們俄羅斯同西方的矛盾在以下兩個問題上越來越尖銳：一是如何建立冷戰結束後的歐亞大陸的安全體製方麵，俄羅斯建立“大歐洲”的主張同西方要以北約作為歐洲安全體製基礎的立場發生對立。在對北約向東擴大和參加北約的“和平夥伴計劃”的問題上，俄羅斯的政策發生了大的轉折。1994年12月，葉利欽在歐安會布達佩斯每月會議上警告說：“歐洲還沒有來得及擺脫‘冷戰’的積垢，就陷入‘冷和平’的危險。”（俄通社——塔斯社布達佩斯，1994年12月5日電）。在原南斯拉衝突問題上，俄羅斯同西方的立場公開對立。盡管俄羅斯同西方簽署了一係列消除所謂“經濟冷戰”的協議，但在實踐中西方繼續限製俄羅斯進入西方市場，特別是限製俄羅斯高技術和武器的出口，引起俄羅斯的強烈不滿。二是雙方為在獨聯體爭奪勢力範圍而進行的明爭暗鬥。俄羅斯企圖實現獨聯體國家的重新一體化，而西方則企圖使蘇聯解體的現狀固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