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冷戰後日本的政治與經濟
20世紀90年代，兩極格局終結，世界進入力量重新組合時期。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也麵臨著戰後以來最重大的變化與挑戰。“泡沫經濟”使日本經曆了戰後以來曆時最長的經濟停滯；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的“1955體製”隨著1993年自民黨被趕下台而宣告結束，此後日本政壇政權更替頻繁；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思潮抬頭，日本正處在十字路口。
一、政局動蕩與政治右傾化
（一）“1955年體製”的終結與日本政局的動蕩
1993年7月，日本眾議院大選揭曉，自民黨隻獲得511席中的223席，未過半數，丟失了一黨單獨執政的法律依據。自民黨一黨長期執政時代的結束標誌著“1955年體製”徹底崩潰，日本政治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日本“1955年體製”的崩潰有其深刻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國際因素
冷戰結束後，美蘇兩極對立格局不複存在，美國對自民黨不再獨具青睞。克林頓就曾對1993年7月日本政局的變化表示歡迎，並評論到“日本發生的變化是好事，日本的政治體製必須變革。”外部威脅的下降也使日本民眾不再因為懼怕蘇聯共產主義威脅而將選票投給自民黨，對自民黨幾十年的政治僵化表現得極其厭倦，並希望改造換代。
（2）自民黨長期以來政治腐敗，派係爭鬥激烈，必然導致大權旁落
戰後日本的“民主政治”實際上是典型的“金錢政治”，自民黨執政時期，政客們同政府官僚特別是企業界結成了千絲萬縷的利害關係，形成了“財界-官僚-政界”三位一體的政治體製。這種財-官-政的“鐵三角”關係導致日本政治受賄醜聞不斷出現，並日益泛濫，引起選民極大不滿。
（3）自民黨是由自由黨和民主黨兩黨合並而成的，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存在著激烈的派係鬥爭
從20世紀50年代號稱“八大師團”的八大派到20世紀70年代的五大派，演變到20世紀90年代的三塚派、小淵派、小澤派、羽田派等。各派圍繞著本派在自民黨的權力和在黨內的地位彼此爭鬥，引起民眾極大反感，民眾日益顯示出對政治的不信任及對自民黨為首的現存政黨的不滿。隨著自民黨內部矛盾的加深，年輕議員對黨內元老當政、密實策劃、論資排輩極為不滿，他們對外要求日本在國際上發揮更大作用，對內要求改變以元老為中心的領導體製，打出“根除腐敗，徹底改革”等旗號，脫離自民黨，另立新黨。從此日本進入動蕩時期。
（二）政治體製改革與大眾政治理想
“1955年體製”崩潰後，日本麵臨著政治體製改革的現實任務。重點改革腐敗的中央官僚體製，在行政體製由集權向分權改革的過程中，產生了由權威政治向大眾政治轉變的政治理想，製度創新成為日本擺脫政治困境的唯一出路。
官僚對戰後日本複興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長期的集中行政權力抑製了民間的活力和自主創新，引起國民的強烈不滿。精簡官僚機構提高行政效率、減少“行政指導”、“規製緩和”、發揮民間活力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1997年喬本內閣正式批準了關於行政改革的最終審議報告，主要內容為：將中央政府機構的一府二十一廳改組為一府十二省廳；國務大臣由21人減至17人，大幅度削減各省廳下屬機構及其定員。
20世紀90年代日本行政體製改革的另一重要課題就是地方分權。戰後新憲法中明文規定了地方自治體的重要地位，但中央政府仍然通過“機關委任事務”、財政和稅收、行政監督、向地方派遣官員等手段維持了中央集權體製。但隨著大眾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民主參政意識的增強，要求擴大地方自治權力的呼聲日益高漲。幾年來日本進行了具有實質性的較大規模的地方分權改革。最終於1997年7月，日本國會通過了《地方分權一攬子法案》，廢止了戰後一直實行的“機關委任事務”行政製度，使中央集權在轉向地方分權的過程中，從體製上取得了突破。逐步縮減乃至廢除中央政府的幹預，擴大地方自治權，創立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新規則，充實、完善地方行政體製。
大眾價值觀是社會意識中的核心部分，從其變化的方向可以把握社會主流意識的變動趨勢。戰後的民主化改革使天皇、國家至上的觀念轉為公司等工作場所至上的觀念，即“個人中心主義”觀念。長期穩定的“終身雇傭製”和“年功序列製”開始動搖，對公司等共同體的忠心甚至變得令青年人討厭。過去民眾的投票選舉及政治立場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司等共同體的影響，這些年，各政黨、工會、農協等政治和利益集團的影響力逐漸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