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史上，它注定要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一年，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真可謂戲劇性的一波三折：年初人們還在擔憂不斷加速的經濟過快增長是否可能轉變為過熱，結構性物價上漲會不會演變為全局性通貨膨脹。宏觀經濟當局因此提出了“雙防”政策。然而不到年中就開始了退燒跡象：經濟增長率自第二季度起回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四月升至本輪經濟周期的頂點之後，悄然下降。7月份，宏觀經濟政策出現鬆動，“雙防”調整為“一保一控”，控者，物價也，保者，增長也。左攻右防，兩手都要硬。然而，9月15日，百年老店美國的雷曼兄弟公司轟然倒下，不數日，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沒，更多金融巨頭隨後紛紛倒下，華爾街經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紀洗牌”。2007年下半年猶如起於青萍之末的美國次貸危機一波逐一浪地轉化為金融危機，霎時間，國際經濟一片動蕩，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並迅速向實體經濟蔓延。城門失火，殃及池魚。10月份，我國宏觀經濟各項指標急劇下滑。第三季度GDP增長持續下滑，生產者價格指數（PPI）也在第三季度達到高峰之後於10月份突然大幅下降。出口下滑，投資降溫，股市大跌，房市蕭條，消費者信心指數、製造業采購經理指數雙雙回落。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因此再次重大調整，財政貨幣政策全麵轉向擴張。11月份，國務院出台了十大舉措，投入4萬億元擴大內需，全力確保增長。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戲劇性地多次轉向，反應如此敏捷，擴大內需的力度之大，實為改革開放以來，甚至新中國成立以來僅見。
關心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人們肯定會提出這樣的問題：2008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急劇變化，顯然是國際金融危機波及的結果。一場來自海外的經濟危機為什麼會對中國宏觀經濟產生如此大影響？在30年前，這是不可想像的，在20年前，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1998年，在2008年，它出現了。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中國對外開放了，世界經濟全球化了，世界因此變得如此之小。發生在外部世界的事情，無論好與壞，都在影響著中國。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外因總是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的。那麼，世界經濟危機急劇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內因究竟是什麼呢？顯然，這是一個值得關心中國經濟的人認真思索並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我們發現，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程度似乎不太一樣。這當然有外部金融危機的深度和波及範圍大小、深淺不一的因素，但是，國內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以國民收入支出結構來看，我們今天深感憂慮的“兩高一低”——在GDP中，投資與淨出口比重高，最終消費比重低——在1998年尚不太明顯，到了今天已經成為不容回避的問題了。2007年的GDP，投資占42.3%，淨出口達8.9%，最終消費隻占48.8%，其中，居民消費的比例更是跌至了35.4%，比1998年下降了9.9個百分點。外部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變得如此巨大，一旦它急劇萎縮，其影響可想而知。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至今未能轉變，經濟結構扭曲、內需長期不振是國內經濟增長急劇下滑的根本原因所在。
因此，本年度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將擴大內需與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作為討論的主題。
依照往年報告的體例，本書的第一篇回顧篇中“2008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回顧”一章為述評。首先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及影響進行分析；其次回顧2008年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形勢，主要從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需求、價格水平以及國際收支等幾個方麵逐一展開；在此基礎上，對2008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執行情況做一個總結。
第二篇為研究與分析篇，包括第2～7章。
第2章“擴大內需與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對我國經濟“兩高一低”不平衡結構特征的形成原因做鳥瞰式分析。指出，“投資驅動、出口拉動”是對外開放條件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必然表現，國民收入支出結構的“兩高一低”是其必然結果。造成我國經濟發展如此模式的根本原因則是體製轉軌不徹底，現有的市場經濟仍然是政府主導型的，行政缺乏必要的監督和製衡。它使政府追求增長率的重要動機之一——實現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不受製約。在外部環境好的情況下，“投資—粗放增長—低價出口—再投資—再粗放增長”的高增長循環雖然能夠得以實現，但是，其對經濟長期增長的負麵影響——“兩高一低”、人均GDP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斷擴大，產業結構升級遲滯、高資源消耗、生態破壞、環境汙染、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等——則不斷累積。一旦外部市場不景氣，過去被高增長所掩蓋的結構不平衡問題就暴露出來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的衝擊提示我們，在經曆了30年高速增長之後，粗放型經濟增長之路已經越走越窄，難以為繼。當外部市場衝擊打破了既有的高增長循環後，出口導向的製造業過剩生產能力將難以在短期被國內市場所吸收，經濟就必然麵臨著“低增長、低通脹”的壓力。在長期，與既有增長方式相伴而生的產業結構升級遲滯、生態破壞、環境汙染、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等將越來越阻礙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以及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因此，增長方式不轉變、收入分配結構不調整，就無法從根本上擴大居民消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