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模擬經濟與實際經濟的比較
分析完中國宏觀經濟變量的特征及相互間的關係後，接下來本章將比較所構建模型的模擬結果。根據數據對比，可以看出：考慮了公共資本對生產供給能力的作用的模型（PRBC模型）比將政府支出僅僅視為需求衝擊的模型（GRBC模型）以及不考慮政府支出效應的模型（TRBC模型），能夠更好地解釋中國各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情況。
1.與實際經濟相比。
（1）從波動性上看，根據PRBC模型的模擬結果，產出波動的模擬Kydland and Prescott方差比率Kydland and Prescott方差比率是由Kydland and Prescott提出的一種衡量模擬經濟與實際經濟一致性程度的計算指標，它是模擬變量與實際變量的標準差之比，一般可以用來表示模型對實際經濟的解釋能力大小。高達83.7%，即PRBC模型可以解釋實際產出周期波動的83.7%；類似地對其他實際變量的周期波動情況，如投資、資本等也有較好的解釋，方差比率分別達到60.12%、41.04%；但是，對居民消費變量、就業變量周期波動解釋則略差，方差比率僅分別為24%和37.2%。
（2）從粘持性上看，PRBC模型對產出和投資的一階自相關係數預測分別為0.369、0.361，明顯小於實際經濟的0.683和0.663；對資本的一階自相關係數預測則達到0.576，接近於實際經濟的0.642；此外，對居民消費、就業的粘持性預測也比較貼近現實。
（3）從協動性看，模型預測各宏觀經濟總量均與產出呈現出正相關性，總需求中，消費和投資都是順周期的，這說明年度資本形成總額、居民消費與產出的波動變化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這與實際相符。另外，模型預測資本也是順周期的，這也與實際相符。但模型預測就業也是順周期的，雖然較弱，這就與我國實際情況不太吻合。此外，可以看出，由各變量零期前後各5期的數據時間序列的自相關性估計來看，PRBC模型預測資本、消費、產出、就業和投資的趨勢關係與實際經濟相似，總體上給出了較好的預測。
2.與GRBC模型、TRBC模型相比。
將PRBC模型的預測結果與GRBC模型、TRBC模型的預測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總體上，PRBC模型預測的經濟波動要大於GRBC模型、TRBC模型的預測結果，PRBC模型預測的結果總體上與實際經濟更加貼近，效果更好。具體來看：
首先，從產出波動來看，不考慮政府支出變量的TRBC模型模擬的產出為57.7%，將政府支出僅僅視為需求衝擊因素的GRBC模型模擬的產出方差比率則略微下降至54.23%，這表明將政府支出單純視為需求衝擊並不能更好地解釋產出的周期波動。而PRBC模型模擬的產出方差比率則大幅度上升到83.7%，這說明將政府支出分解為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考慮了政府支出對生產供給能力的作用之後，模型對實際產出波動的解釋能力大為提高。換句話說，同時從供給衝擊和需求衝擊兩個方麵考察我國財政政策對經濟周期波動的作用，要優於僅僅從需求衝擊角度觀察財政政策對經濟周期波動的作用。
其次，從投資及資本波動的情況來看，GRBC模型模擬的投資及資本方差比率分別為48.55%、36.42%，明顯小於PRBC模型預測的60.12%、41.04%。因此，考慮了政府支出的供給效應後，模型對投資波動的解釋力度大為加強。類似地，在資本周期波動方麵，盡管不如投資波動那麼顯著，但是也比GRBC模型模擬的結果有所改善。
第三，從居民消費和就業的波動情況來看，由於本章所構建的三個模型對居民消費和就業周期波動的預測方差比率都比較低，很難判斷哪個模型比較好，這是模型今後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之一。
第四，從各變量的粘持性情況看，GRBC模型對產出、投資、居民消費、就業、資本的一階自相關係數預測為0.053、0.166、0.031、0.016、0.269；TRBC模型對應的預測結果為0.11、0.226、0.093、0.099、0.379，二者的預測結果都明顯小於實際經濟情況。相比較而言，PRBC模型的模擬結果要明顯優於另外兩個模型。原因在於PRBC模型通過增加了公共資本積累方程後，增強了模擬變量的自我積累效應，從而使其對各經濟變量粘持性情況的模擬要遠比其他兩個模型更貼近現實情況。
第五，從各變量的協動性情況看，三個模型模擬的投資、居民消費、就業、資本變量與產出變量之間都顯現出高度的順周期性，其同期相關係數基本上都超過0.9，其中投資最強，消費、就業次之，資本相對弱些。因此，三個模型事實上都存在著對就業情況預測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缺陷，這也是模型今後需要改進的地方之一。
三、小結
根據上述比較結果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結論：
（1）PRBC模型能夠解釋80%以上的產出周期波動，60%左右的投資周期波動，以及40%左右的資本周期波動，但對居民消費和就業等宏觀經濟變量周期波動特征的解釋欠佳。總體上，PRBC模型可以用來部分解釋中國的實際經濟波動特征。
（2）PRBC模型在解釋中國宏觀經濟變量的特征方麵要優於GRBC模型和TRBC模型，更貼近於實際情況。較之GRBC模型，PRBC模型關注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較之TRBC模型，PRBC模型在考慮了財政支出的需求效應之外，更關注其供給效應。PRBC模型在解釋中國宏觀經濟變量的特征方麵要優於GRBC模型和TRBC模型，更貼近於中國經濟的現實運行情況，說明了一個事實：近30年來，我國的財政政策不僅從需求麵，而且從供給麵影響著宏觀經濟運行，經由財政支出形成的公共資本積累（及其引致的民間投資）在擴大社會總需求的同時，也逐步地調整中國經濟的結構，改善中國經濟的有效供給能力，潛移默化地對宏觀經濟波動產生重要影響。這就提示我們，應當更為全麵地看待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波動的作用。在研究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時，既重視它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也重視它對社會總供給的影響。
第4節 事實解釋
我們借助於實際經濟周期的理論框架，通過比較包含不同衝擊因素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從實證模擬的角度揭示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波動效應及其傳導渠道。我們的研究發現：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變量特征方麵，區分了政府的生產性支出與非生產性支出的PRBC模型要比單純將政府支出視為外生需求衝擊的GRBC模型具備更強的解釋能力。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決定了同時考慮財政政策的供給及需求效應的PRBC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與實際宏觀經濟變量波動之間關係的解釋能力大為提高呢？顯然，這是一個需要得到解釋的問題。我們認為，關鍵在於：經濟現實是，在我國，長期以來，政府支出的相當部分是促進社會供給能力改善的生產性支出，而且政府投資在社會投資中一直占據重要的地位。因此，政府生產性支出必然會對影響經濟供給能力的宏觀經濟變量產生作用。建構模型時如果忽略這一因素，僅僅將政府支出視為需求衝擊變量，模型解釋現實的能力就必然要下降。
眾所周知，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是政府主導型的。在原有計劃經濟體製下，中央政府是所有社會生產活動的計劃製定者，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資本積累嚴重依賴於政府的投資行為。1978年我國政府生產性支出占財政支出及全社會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均超過了50%，這意味著政府一半以上的支出用於生產性投資，同時，社會投資的一半以上是由政府投資提供的。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由於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政府的投資行為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不僅對整個社會的基礎設施負投資責任，而且承擔了對競爭性及非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的大部分投資責任，政府生產性依然在總支出中占據較大比重。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1993年之後，隨著國有經濟實行配置領域的戰略性調整，政府的非生產性支出比重方才超過其生產性支出（1978～2005年我國非生產性和生產性政府支出趨勢變動情況）。然而，盡管經過近30年的經濟轉型，2005年，我國政府生產性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仍接近30%，占全社會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仍超過10%。
此外，從公共資本存量占總資本存量的比重變化來看，1978年我國公共資本積累占總資本存量的比重超過40%，並且，之後的一段時期內都維持這一高比重，直到1986年以後才開始出現下滑。截至2005年，我國公共資本積累占總資本存量的比重仍然達到19.4%。換句話說，目前為止，我國資本存量的近1/5仍是由政府的公共投資形成的。盡管經過30年的經濟轉型，我國財政投資的投向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對國有企業投資為主轉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對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為主，但是，服務於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投資仍然對全社會經濟增長潛力的提升，產生著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