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非對稱性本章作者：盧盛榮、李文溥、林光平。
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貨幣政策效應存在著方向性與地區性非對稱性。本章對中國地區間貨幣政策效應的雙重非對稱性進行研究。第一部分是文獻回顧，第二部分對中國地區間貨幣政策效應雙重非對稱性進行統計觀察，第三部分是地區間貨幣政策效應雙重非對稱性的實證檢驗，第四部分是穩健性檢驗，最後是結論及啟示。
第1節 文獻回顧
貨幣政策方向效應上的非對稱性，即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擴張性與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應非對稱性已為諸多研究證實[Tsiddon（1991）、Caballero與Engel（1992）、Ball與Mankiw（1994）的理論研究；Delong與Summers（1988）、Cover（1992）、Morgan（1993）、Thoma（1994）、Rhee與Rich（1992）、Ammer與Brunner（1996）等對美國的實證研究；Karras（1996）對歐洲18個國家的實證研究，Garibaldi（1993）、Kim、Ni和Ratti（1998）、Weise（1999）等對貨幣政策的就業、產出與價格非對稱性效應的實證研究；黃先開和鄧述慧（2000）、馮春平（2002）、陸軍和舒元（2002）、劉金全（2002）等對中國貨幣政策方向性效應的實證研究]。近年來，貨幣政策地區間效應非對稱性問題也引起了關注。卡利諾和德菲納（Carlino and DeFina，1999）、奧揚和沃爾（Owyang and Wall，2004）、若爾戈普洛斯（Georgopoulos，2001）、伊沃·J·M·阿諾德和埃弗特·B·弗魯格特（IvoJ.M。Arnold and Evert B.Vrugt，2002a，2002b）、戴維·菲爾丁和卡爾維恩德·希爾茲（David Fielding and Kalvinder Shields，2005）等分別探討了美國、德國、加拿大、荷蘭和南非等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地區間差異。
卡利諾和德菲納（1999）發現，各州對聯邦貨幣政策的反應差異明顯，有時甚至巨大。奧揚和沃爾（2004）對美國八大經濟區的研究表明，利率渠道和信貸渠道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有一定解釋力。但是，貨幣政策的地區間效應差異隨著時間推移有所變動。同時，他們還發現，由貨幣政策引起的經濟衰退中，經濟衰退深度的區域差異和銀行部門的集中度相關，而經濟衰退總成本的區域差異和工業構成（製造業比重）相關。
伊沃·J·M·阿諾德和埃弗特·B·弗魯格特（2002a）運用VAR模型和IFR檢驗了德國1970～2000年利率衝擊對地區產出的影響。發現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不同與產業結構相關，與企業規模和銀行規模不相關。伊沃·J·M·阿諾德和埃弗特·B·弗魯格特（2002b）運用地區和行業相結合的方法考察了荷蘭1973～1993年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證實了其在荷蘭的存在性，而且和工業構成相關。戴維·菲爾丁和卡爾文德·希爾茲（2005）對南非9個省1997～2005年的研究表明，貨幣政策變化會對各地區的相對價格水平產生巨大且持續的影響。
國內學者關於中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區域非對稱性的實證研究，目前還比較少。宋旺和鍾正生（2006）利用VAR模型和IRF檢驗；丁文麗（2005、2006）運用協整關係檢驗和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證實了中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區域非對稱性。
但是，既有的研究或是僅對貨幣政策的方向效應非對稱性進行研究，或是僅對貨幣政策區域效應非對稱性進行研究，沒有同時考慮兩者的研究。本章關注的問題是：貨幣政策效應的地區間差異僅僅是一種量級或時滯上的不同，還是一種方向上的係統性差異，抑或兩者同時兼具？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及其可能的解釋和推論。
第2節 中國地區間貨幣政策效應雙重
非對稱性的統計觀察
在我國的經濟周期過程中，地區間貨幣政策效應雙重非對稱性可以通過統計觀察得到感性認識。
第一、貨幣政策效應的地區非對稱性可以從同一貨幣區內不同地區經濟周期的非同步性上得到間接證明。其思路是：在經濟周期中，政府一般會采取貨幣政策進行調控。各地區的經濟周期非同步，有可能是貨幣政策在各地區的時滯不一反應不一造成的。當然，這隻是一種間接推論，很可能不同地區的經濟周期本來就是不同步的，它也可能是財政政策等其他政策調控的結果。因此，對於統計觀察的結果，我們需要進一步的實證檢驗。可以看出，長期以來，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周期存在著非同步性。在本章 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等11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個省市；西部地區包括四川、重慶、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廣西等12個省市區。
1984～1992年是中國貨幣政策實施的初期階段。該階段各地區經濟對央行貨幣政策的反應特征是：緊縮性政策的時滯要短於擴張性政策，東部地區經濟對這兩種政策方向的反應，無論在速度上還是在強度上要快於和高於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反應。
1993～1996年，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反通貨膨脹。東部對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反應不僅是順方向而且敏感，東部經濟增長率比上一階段下降了5.6%；而中部、西部對貨幣政策的反應是逆方向且較不敏感，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率比上一階段非但不下降，反而提高了1.1%、1.2%。
1997～2002年，央行實施帶有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其對地區經濟運行影響看，東部地區基本上是順方向的，經濟增長率比上一階段提高了1個百分點；而中部、西部地區則是逆方向的，經濟增長率反而比上一階段下降了3.2個百分點、0.4個百分點。
2003年至今。央行實行“穩健且適度從緊”的政策，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率比上一階段提高了2.2個百分點；而中部、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率卻比上一階段分別上升了3.4個百分點、4個百分點。
總之，對於擴張性貨幣政策，東部經濟的反應與央行的政策方向的一致性要高於中、西部經濟；對於緊縮性貨幣政策，中、西部經濟的反應與央行的政策方向一致性要高於東部地區。
第3節 地區間貨幣政策效應雙重非對稱性的實證檢驗
對於統計觀察得出的假說，需要進行實證檢驗。
一、數據與平穩性檢驗
本章采用1978～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包括：實際貨幣供應量M，物價指數P，出口EX，全國實際產出Y，東、中、西部實際產出Y1、Y2、Y3.Mln（M2/P_GDP），P_GDP為GDP平減指數（1978年為100），PGDP平減指數，Y名義GDP/GDP平減指數，Y1、Y2、Y3計算方法同Y。所有變量均取自然對數，其原始數據從《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金融統計》及中國經濟信息網數據庫搜集整理得到。
為防止非平穩性時間序列計量檢驗可能產生的偽回歸，在估計前先對所有變量用擴充迪基—富勒檢驗（ADF）進行平穩性檢驗。發現Y、M、P、EX和Y1、Y2、Y3都是非平穩的。對它們的一階差分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表明，經過一階差分以後的時間序列分別在1%、5%、10%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從變量定義可知，其一階差分為全國實際產出增長率（GY）、通貨膨脹率（π）、貨幣供給增長率（GM）、出口增長率（GEX）和東部、中部、西部實際產出增長率（GY1、GY2、GY3）。ADF檢驗結果參見附錄。
二、模型設定與估計結果分析
根據貨幣政策決策機製集中、政策工具統一的特點，研究分兩步：首先，估計全國的貨幣供給方程，得出正或負的貨幣供給衝擊序列（殘差項）；其次，納入此前得到的貨幣供給衝擊，估計各地區產出方程，計算正負貨幣供給衝擊對各地區實際產出的影響。
第4節 穩健性檢驗
盡管已初步驗證了貨幣政策對各地區實際產出的影響依賴於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但仍無法確保檢驗結果的穩健性及貨幣政策對產出影響的靈敏性。因此，我們構建具有馬爾可夫區製轉移的模型，對此前結論是否穩健（Robust）進行檢驗。根據本章所使用的變量數據，僅選擇具有二狀態二階的馬爾可夫區製轉移模型。
一、具有馬爾可夫區製轉移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