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會文化的作用
社會文化通過影響人的行為從而影響製度的形成與演化。首先，社會文化傳統參與製度形成的過程，使製度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特性。事實上，價值信念、倫理規範、道德觀念、風俗習性、意識形態等非正式規則本身就是製度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非正式規則的多樣化必然會使製度的形成也呈現出多樣性。其次，社會文化對製度變遷起著促進和製約的作用。當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兼容時，社會文化會促進製度變遷，而當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相衝突時，社會文化便會製約製度變遷。
求穩、遵從、謙屈、崇儉等中華文化傳統同樣影響著中國的製度變遷路徑。由於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期的“公有製偏好”和“計劃經濟崇拜”的影響，中國幾十年沉迷於“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之中。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曆次思想解放運動，人們才逐漸從這種路徑依賴的“鎖定”狀態中走出來，走向所有製結構的多元化，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中國這一經濟轉軌過程所選擇的製度變遷方式仍然沒有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
製度變遷過程的外圍式、增量型、漸進性特征充分證明了長期的儒家文化對中國經濟轉軌的影響力的深刻性和廣泛性。如何使改革的方案既符合傳統，又不拘泥於傳統，如何使傳統文化的消極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使傳統文化的積極影響充分發揮出來，顯然是中國經濟轉軌時期決策者所必須麵對並妥善處理的問題。
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文化意識與思維觀念最明顯的表現形式就是那個時代的民眾的社會心理。社會心理是指一個較長時間段內社會公眾普遍認同的價值觀與價值偏好。社會心理作為人的認識、情感和意誌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初級表現形式，是對社會環境變遷的直接感受和自發領悟，它構成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形態的中間環節，從國民社會心理的發展和變化中，可以直接感受到製度變遷的氣息。中國的經濟轉軌帶來了國民社會心理的巨大變化，同時也無時不受到國民社會心理的影響。中國轉軌時期所麵臨的困難，不僅表現在新舊體製轉軌變型的過渡中，而且表現在國民的社會心理長期滯後於改革的進程上，甚至每一個改革措施的頒布都有賴於國民社會心理承受力的支持。由此可見，社會心理也是選擇製度變遷方式、目標和原則的重要依據。製度變遷方式、目標和原則的選擇要以對客觀實際狀況的把握為依據，對經濟發展水平、文化、人口、民族、地域差異等因素的了解和科學分析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對國民社會心理趨向的分析測量，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麵。因為社會心理是一種廣泛的社會精神現象，在其背後潛藏著巨大的社會力量，反映著一定階層或群體的人心所向。能否正確地根據國民社會心理趨向選擇製度變遷的方式、目標和原則，就成為製度變遷順利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轉軌時期所有製結構的演進中，社會文化及其社會心理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我們完全可以想像，要從傳統體製下的“恐資”心理和將非公有製經濟視為洪水猛獸的“所有製陷阱”中跳出來有多麼艱難。我們的所有製結構演進從總體上說之所以比較成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注意根據國民社會心理的變化和社會心理承受能力的強弱來推出一係列所有製改革方案。而有些具體方麵的改革步履艱難，主要困難就是國民中仍然存在的“心理障礙”。雖然經過20多年的製度演進，人們的思想觀念有了很大改變，社會心理承受力有了很大增強，但我們也應當看到，隨著所有製結構的繼續演進，對人們的價值取向與文化傳統的衝擊將會進一步加劇，將會引發人們認識、情緒、態度和行為上的更多的不適與失調。因此，在所有製結構的演進中，必須重視社會文化的轉型，要及時地為所有製結構的演進提供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文化氛圍。
二、構建市場經濟文化
轉軌時期所有製結構演進中的文化轉型，實際上是構建市場經濟文化的過程。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權的體製，這種體製片麵強調集體利益而忽視個人利益，削弱了個人自主創新的動機，並使公民喪失了自我負責的精神。這種體製排斥市場調節，扼殺了公民的開放意識和創新精神，顯然，這樣的文化是難以適應轉軌時期所有製結構演進的需要的。為此，我們需要營造一種與計劃經濟體製不同的文化氛圍，這種文化就是市場經濟文化，它是一種自由、自主、競爭、開放、效率、契約自由的文化。具體而言，構建與轉軌時期所有製結構演進相適應的市場經濟文化，大致包括以下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