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你猜想那個人是誰？”我問。
“他是珀西瓦爾的大債主，梅裏曼先生今天來，”她回答，“就是為了他的事。”
“有關債務的事，你可有些了解？”
“不了解，詳細情形我不知道。”
“不管是什麼文件，勞娜，你在沒看之前總不會簽字吧？”
“當然不簽，瑪麗安。為了盡可能使咱們的日子過得舒適愉快，親愛的，凡是能夠幫助他的事，隻要是誠實的，無害的，我都情願做。但是，我不能盲目地去做將來有一天可能會使咱們丟臉的事。這件事咱們暫時就別提了。既然你都戴上了帽子——要不，咱們到園地裏去消磨這個下午好嗎？”
離開了住房，我們朝最近的有樹蔭的地方走去。
穿過住房前麵的林間空地，我們看到福斯科伯爵不避六月裏午後的烈日，在草地上慢騰騰地來回踱步。他戴了一頂環有紫色緞帶的闊邊草帽。肥大的身體上披著一件藍色罩衫、胸前繡著白色花飾，原來可能是腰部的地方束了一條大紅寬皮帶。本色布的褲子上，足踝以上的地方，繡了更多白色花飾，腳底下靸著一雙摩洛哥皮拖鞋。他正在唱《塞維勒的理發師》中費加羅的那首名歌，隻有意大利人的嗓子能唱得那麼清脆圓潤，他用手風琴自拉自唱，拉琴時得意忘形地舉起了雙臂，姿勢優美地轉動著腦袋，好像肥胖的聖塞茜莉亞穿了男人的衣服在跳化裝舞。“費加羅quà！費加羅là！費加羅sù！費加羅giù！”伯爵一麵唱一麵展開雙臂，得意揚揚地拉著手風琴，從手風琴的後麵向我們鞠躬，那副輕盈優美的姿勢活像二十歲的費加羅。
“勞娜，你得相信我，那個人對珀西瓦爾爵士的債務糾紛是知道底細的，”我說，這時我們在伯爵聽不見的地方向他回禮。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她問。
“否則他怎麼能知道梅裏曼先生是珀西瓦爾爵士的律師呢？”我回答。
“再有，我跟著你走出餐室的時候，他沒等我發問就告訴我，說‘出了什麼事故’。直覺告訴我，他知道的情況肯定比咱們多。”
“即使他知道得更多，你也別去向他打聽。咱們不能把他當作自己人！”
“勞娜，我發現你好像特別恨他。他哪裏得罪你了，會使你這樣恨他呀？”
“沒什麼，瑪麗安。我們回來的時候，他一路上反而對我殷勤周到，有幾次就是為了照顧我，他都沒讓珀西瓦爾爵士發脾氣。我之所以恨他，也許是因為他比我更能支配我的丈夫吧。每次我們發生矛盾，都必須由他來從中調解，我想就是因為這點傷了我的自尊心吧。我隻知道，我就是恨他。”
那一天中其餘的時間就那樣很平靜地過去了。伯爵和我下棋。頭兩盤他客氣地讓我贏了，後來，一看出我知道了他的意思，就先向我打了照呼，第三盤下了不到十分鍾就把我將死了。整個晚上，珀西瓦爾爵士一次也沒提到律師來訪的事。但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也許是由於那件事，也許是由於其他什麼事，他的態度變得更好了。他對妻子異樣地小心溫存，連對一切都無動於衷的福斯科夫人也注意到了，於是一本正經驚奇地瞅著他，對我們大家也彬彬有禮，溫和可親，又像他當初在利默裏奇莊園受考驗的時候那樣。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想我們隻能猜測——但我相信福斯科伯爵心裏是明白的。因為我發現一個現象，整個晚上珀西瓦爾爵士不止一次地看著他的眼色行事。
6月17日——多事的一天。我多麼不想這麼說：它也是災難的一天。
早餐時，珀西瓦爾爵士仍像昨天那樣一句不提我們為之懸心的神秘“安排”（按照那位律師的說法）。但是一小時後，他忽然到客廳裏來找伯爵，當時我和勞娜都戴好了帽子，正在那裏等候福斯科夫人一同出去。
“我們還以為他這就要來呢。”我說。
“是這麼一回事，我要福斯科和他夫人到書房裏去一趟，”珀西瓦爾爵士一麵緊張地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一麵接著說，“隻是為了做一個形式，我要你也去一會兒，勞娜。”他仿佛這會兒才注意到我們都是散步的打扮，於是不再往下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