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得非常對，說得太好了，”隻聽見珀西瓦爾爵士在船庫門口大聲說。他已經恢複鎮靜，我們聽伯爵談話時他回來了。
“可能部分是真的，可能全部說得很好。”我說，“但是我不明白，福斯科伯爵為什麼要對罪犯在社會裏占上風的情況這樣津津樂道，珀西瓦爾爵士，您又為什麼要這樣為伯爵大聲喝彩呢？”
“你聽到了嗎，福斯科？還是聽從我的忠告，”珀西瓦爾爵士說，“和你的聽眾和解了吧。告訴她們，道德是好的——我可以向你擔保，她們都是愛聽這一類話的。”
伯爵憋住氣不出聲地笑著，坎肩裏的兩隻小白鼠被他腹內的震撼驚動，慌亂地鑽了出來，搶著逃回它們的籠子裏。
“我的好珀西瓦爾，太太小姐們要向我談道德了，”他說，“其實她們比我更有發言權，因為她們知道什麼是道德，可我就不知道。”
“你們聽見他說什麼了嗎？”珀西瓦爾爵士說，“這不是駭人聽聞的話嗎？”
“說得對，我是一位世界公民，一生中遇到過各色各樣的道德觀，到了老年，都被它們鬧糊塗了，不知道究竟哪一種是正確的，哪一種是錯誤的。”伯爵冷靜地說，“這兒，在英國，奉行的是一種道德。那兒，在中國，奉行的是另一種道德。英國的某人說，我的道德是真正的道德。中國的某人說，我的道德是真正的道德。於是我對這一個說‘很對’，對那一個說‘不對’，可是仍弄不明白，究竟是穿馬靴的人對呢，還是留辮子的人對呢。啊，美麗的小耗子！過來親親我吧。我的小寶貝兒，你對有道德的人又是怎樣認識的呢——他是使你溫暖、讓你吃飽的人對嗎？這樣一個說法也很好嘛，至少它是容易理解的。”
“等一等，伯爵，就算您舉的例證是對的吧，但英國肯定有一種道德，它是無可非議的，是中國所沒有的。”我打斷了他的話，“中國的皇帝會找出十分牽強的借口，殺死成百上千無辜的老百姓。我們英國決不會出現那種罪行——我們不會犯那樣可怕的罪行——我們從心底裏厭惡恣意屠殺。”
“完全對，”勞娜說，“瑪麗安，你的意思很對，表達得也好。”
“請讓伯爵談下去吧，你們就會看到，”福斯科夫人說，客氣中透出冷峻，“年輕人無論談什麼，他沒有充分的理由是不會發言的。”
“謝謝你，我的天使，”伯爵回答，“要吃塊糖嗎？”他從口袋裏取出一隻漂亮的小嵌花盒子，打開了放在桌上。“Chocolatàla Vanille，”這位詭秘莫測的人物一麵向四麵鞠躬，把盒子裏的糖搖得直響，一麵大聲說，“福斯科恭請賞光，向在座的夫人小姐致敬。”
“一定要談下去，”他妻子說，並對我露出厭惡的神氣，“伯爵，我請你答複哈爾科姆小姐的話。”
“哈爾科姆小姐的話是沒法答複的，我的意思是她說得很對。”謙恭的意大利人說，是呀！我同意她的說法。英國佬確實厭惡中國人的罪行。英國老先生尤其擅長找異邦人的碴兒，而且方法十分靈活；可是一旦要發現自己人的錯兒就十分遲鈍了。再說，他自己的行為難道就真的比他所譴責的那些人的行為好得多嗎？哈爾科姆小姐，英國社會常常是罪惡的仇敵，但也常常是罪惡的幫凶。是呀！是呀！講到罪行，不論是在這個國家裏犯的也好，還是在其他國家裏犯的也好，它對一個人和他周遭的人都是有害的，但同樣對那個人和他周遭的人又是有益的。
比如一個大惡棍養活了他一家妻兒老小。他越是惡劣，你就越同情他的一家人。再說，他往往能養活自己。一個揮霍無度、老是借債度日的人，從他朋友那裏得到的好處，要多於一個拘謹誠實、隻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向朋友告貸的人。第一種人借錢時，朋友們毫不奇怪地借給他。另一種人借錢時，朋友們會大為驚訝，借錢給他時總會猶豫。難道惡棍先生到頭來坐的監牢，會不及誠實先生到頭來進的貧民習藝所舒適嗎？約翰·霍華德式的大善士，要救濟受苦的人，總是訪問人們由於罪惡而在那兒受苦的監獄，而不是訪問他們由於道德而在那兒受苦的棚戶。
是哪一位英國詩人最廣泛地贏得同情，輕易地招得大夥兒都去描繪他那悲慘的遭遇？是那位在生活道路上一開始就偽造簽字、到後來自殺了事的可愛的年輕人，也就是你們那位親愛的、浪漫的、有趣的詩人查特頓。這裏有兩個饑寒交迫的窮苦女裁縫，照你們看來，其中哪一個生活得更幸福呢：是那個不受引誘、為人誠實的呢？還是那個經不起引誘，去從事偷竊的呢？諸位知道，由於偷竊，第二個女裁縫發了財——全國所有樂善好施的愉快的英國人都認識她——她因為破壞了戒條而擺脫了窮苦，但是如果她堅守戒條，很顯然早就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