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偉章
學校對我們的歡迎宴，舉行得稍嫌遲緩。但也很難說，這不是一種用心。校長姓張，祖上三代都在百節煤礦，因而被稱為“老百節”，相當於土著了。城鎮裏的許多土著，都有些看不上外地人，但好職位大多被外地人占了，錢財也大多被外地人賺走了，土著的心裏，不可能不起一點波浪，再麵對外地人的時候，眼裏有了光彩，隻把不屑埋在骨子裏，說話做事，都跟你保持著距離。不知道張校長是不是也這樣。他有五十多歲年紀，體胖，個矮，臉龐寬大，不管說什麼話，都像在跟人爭吵。他多次到班上聽我們上課，詳細地做記錄，但下來並不跟我們交涉。他也到宿舍看過我們，對李冬梅門上的那副對聯，大加讚賞，聽說聯語是李冬梅自己編撰的，連聲說：才女！才女！但他並沒誇獎我的書法。學校還開過幾次教職工大會，他跟書記坐在主席台上，從頭至尾，都是他說，書記隻是木頭似的陪在他身邊。每次開會，他都以這樣的話結束：我們應該請一請新來的同誌。
但說過就丟開了，直到兩個月之後。
百節煤礦被群山圍困，距達州市區有兩個多小時車程。我大學畢業那年，分配到這裏，任子弟學校教師。苦讀十多年書，到頭來，卻落腳在比自己家鄉還要偏荒的地界，心裏並沒覺得委屈。早就讀累了，早就想奔向社會，掙自己的錢，過自己的日子。那時候，總覺得學生生活是被柵欄隔開的，逼仄、拘束，外麵的世界卻寬闊無邊，有天高任鳥飛的感覺。更可喜的是，那年份到百節子弟學校的大學生，男男女女共有九個，且跟我一樣，都是本科畢業，這夾皮溝裏什麼時候來過本科大學生？老一輩的教師，大多隻有高中文憑，去井下挖幾年煤，學校差教師了，便從他們當中挑選，選中了，即刻摘下礦燈，將钁頭換成教鞭，這樣都還湊不夠數，還得從附近的農村招聘代課教師。現在突然來了這麼多正正經經的大學生，礦上很珍惜，把一排早就不用的平房教室，用磚牆隔開，給了我們一人一個單間。單間僅六七個平方米，但在我們眼裏已足夠寬敞了；上初中以後，就過集體生活，哪怕大熱天睡覺，也習慣把臉蒙住，保住一點所謂的私人空間，那真不是滋味。抓了鬮，各人進了各人的屋，免不了一番收拾，把自己對生活的理想，都盡量外化，讓人一目了然。因我練過書法，當然要寫一幅字的，就用行李包裝紙寫，皺皺巴巴地貼在牆上，卻也讓剛剛粉刷過、到處都是石灰疙瘩的小屋，成了勉強可以安頓自己的地方。
我左邊住的是男教師楊貴華，右邊住的是女教師李冬梅，兩人進到我的房間，見字寫得不賴，讓我幫他們也寫一幅。李冬梅說，我不要你寫在牆上，我要你幫我寫副對聯，貼在門上。言畢，她到礦區買了紅紙，小心裁開，再送過來，同時送來的，還有她自撰的聯語“馬人遇蛇年凡謀不舉命由天定嗟歎不已；風耳悟空音三思後行麵從心生勤奮為懷”。我們畢業那年，屬蛇，李冬梅的屬相是馬。
看來，並不是所有人都像我這麼容易滿足。
礦區像山城樣式，起伏不定。學校也是。我們住的那排平房，呈長條形立在丈餘高的堡坎上，與新修的教學樓隔著一個空壩，因而很獨立。平房前麵又是堡坎，筆陡，高過屋簷，下麵是條水溝，裝了水泥做的洗衣槽。這裏並不隻是住著我們九個人，還有學校別的單身教師。我們來之前，他們住在礦上父母的家中，父母沒在礦上的，就住在機修廠的工人宿舍裏。總之，學校沒有單獨的房子給他們。現在沾了我們的光，也得到一個單間。他們住西邊，我們住東邊。更東邊是一個小小的籃球場，空地上配了單、雙杠等鍛煉器具。每天清早，九個人中凡沒有早自習輔導的，都到球場上去瘋；晚自習下課後，便聚在一起，下棋，談天，打撲克。反正學生都是礦區孩子，不住校，隨你把屋頂鬧翻，也沒人管。住在西邊的教師，同樣不管。西邊總是靜悄悄的，門窗緊閉。
有時候，在屋子裏鬧不過癮，就相約去礦區喝酒。學校沒有食堂，像我們這種外地來的單身漢，早中晚三餐，都是到礦區食堂買飯。因每個時段都有出井的工人，食堂晝夜營業。但許多時候，我們都不去食堂，而是到食堂對麵一家名叫“紅光滿麵”的私人食店。食店老板是個年近六旬的婦人，每次去，都給我們講她的女兒。她女兒姓朱，二十歲出嫁，生了兩個孩子，小的那個還不滿一歲，她就到成都一家庵裏修行去了。說到這件事，婦人很是驕傲。她那兩個外孫，六七歲的樣子，圓頭圓腦，偎在外婆膝間，聽她講母親的故事，不好意思地看著我們笑。
在成都那個清寒的庵舍裏，姓朱的女子會憶起自己過去的生活嗎？會思念她的孩子嗎？每次聽婦人講，我們都會默想這些事。但酒沒少喝，肉也沒少吃。
隻有李冬梅，她從一開始就流淚，直流到席終人散。她邊流淚，邊去抱那兩個孩子。孩子不要她抱，把頭鑽進外婆的懷裏，發出抗拒的聲音。見此情景，楊貴華問，他們媽媽回來過嗎？回來的時候，他們要媽媽抱嗎？婦人說：嗨，咋不要媽媽抱？天遠地遠的，就撲過去了。我女兒回家，從不事先通知，可這兩個小家夥頭天絕對知道，夜裏覺也不睡，把他們往被窩裏塞，都強著不肯，說等媽媽。果然，第二天清早，我女兒就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