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淩市坐落於西南邊陲，屬國家貧困縣級市。說是貧困市，但市裏歌舞廳、KTV、夜總會、桑拿房等一應俱全，儼然是個燈紅酒綠的小都市。市裏的老百姓口袋裏沒什麼錢，但日子過得卻也悠閑。曾經有一個笑話說旅行的人乘飛機，半空中聽見麻將聲就知道是到成都了，其實這笑話有些誤導聽眾，因為那麻將聲完全有可能是從江淩傳來的，遺憾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土生土長的任東風竟然對麻將、橋牌一竅不通。
任東風的家在江淩市的一條鬧市街上，父親任仲坤是個轉業軍人，雖說從部隊轉業到了地方，但任仲坤依然保留了軍人剛烈率真的脾氣，對社會上的不良風氣深惡痛絕，平素常把“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掛在嘴邊，這稟性按理是可親可敬的，但由任仲坤演繹起來卻時常顯得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任東風有兩個姐姐，曉風和禦風，三姐弟是按每人相差三歲的等差數列降生的。任東風還記得大姐十八歲生日時，有朋友送了她件低胸連衣短裙，大姐美美地穿回家後，愣是被父親強逼著換下，那短裙最後的命運是在讓大姐風光了半日後，因被父親判罪為“傷風敗俗”，等不到壽終正寢就已成了剪刀下的短命冤鬼。
說起任東風的兩個姐姐，性格簡直天淵之別。大姐任曉風老實乖巧，從小就是個在家聽父母話，上學聽老師話的乖孩子。這種乖給她帶來了無論她走到哪裏得到的都是“聽話”、“懂事”、“可愛”之類讚美的好處，同時也給她帶來了一個壞處，那就是長大後遇事隻知道哭，出嫁後一與丈夫吵嘴隻知道往娘家跑。
二姐任禦風完全相反，是任家少有的反叛分子。
雖然反叛，但卻出奇的聰明，上小學的時候就連跳兩級，上中學後雖學會了逃學、打架，可每到考試前，隻要她惡補兩天，照樣考到全班前五名。任東風讀大學時常把此事在“黑五類”麵前炫耀，使得“黑五類”的兄弟對任禦風佩服得五體投地，就連自命不凡的陳前也自愧不如景仰萬分。任禦風的特立獨行，令父母愛恨交加，令老師無話可說，也令左鄰右舍隻知道任家有個任禦風，而忘卻任曉風、任東風的存在。任禦風小時候沒少欺負任東風，可她又有一個如同老母雞對待小雞崽的壞毛病，隻許自己欺負，別人是碰不得的。因此，任東風基本上是在二姐棒子加糖果的“雙重關照”下成長的。
由於家風甚嚴，又有二姐的“恃強淩弱”，雖是家中的獨子，任東風倒也沒沾染驕橫跋扈的惡習，相反，由於常受二姐“欺負”，他的性格反與二姐相反，有些女性的溫和與忍讓。大學畢業後，他聽從父親的話回到家鄉江淩，這些天正賦閑在家等候分配。
“東風，我剛出去打聽了一下，你的工作要年底才能定下來，估計正式上班也要到明年初了，這些天你先在家休息幾天，幫你媽做做家務……”“誰要他幫，他幫隻怕是越幫越忙。”父親的話還沒說完，母親就已經搶過話來。
任東風的母親周加碧，生得矮矮胖胖，雖說已近五十，眉眼間卻依然可以看出年輕時的清麗。她和任東風的父親年輕時同在一個公社，文化大革命期間，兩人分屬兩個不同的紅衛兵宣傳隊，因為一場文藝彙演而相識、相知、相戀。在江淩這個小地方，時至今日男女相戀也還沒能脫離相親的舊俗，在那個年代，他倆的戀愛可想而知會遇到什麼樣的阻力。再加上雖說那是一個越窮越光榮的年代，兩人也同是貧下中農成分，可任仲坤的家實在也窮得太過家徒四壁，萬般無奈之下，任仲坤毅然參軍去了東北，周加碧為了躲避壓力去了新疆兵團，所有人都認為他倆的這場戀愛就這樣無疾而終，誰料任仲坤當兵不到三年就提了幹，提幹後第一件事就是迎娶周加碧。婚後的幾十年裏，夫妻倆雖也吵過嘴，卻從未動手打過架，在任東風他們這一輩看來，父親的爆脾氣如同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武工隊埋的地雷，那地雷埋的是有指向性的，隻對鬼子、漢奸爆炸，自己人是絕對踩不上的。任仲坤生活的環境裏沒有鬼子和漢奸，但這並不表示他的爆脾氣就沒了指向性，相反，這指向性卻更加明確，那就是隻針對外人和家裏的孩子，對周加碧是絕對不會使用的。
“那這樣吧，你大姐夫前天過來說你大姐病了，家裏的百貨店照顧不過來，你反正閑著沒事，過去幫他們照應一下。”被周加碧推辭之後，任仲坤接著說。
“好，我明天就去。”任東風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