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見尼姆·威爾士女士
會 晤
三個星期來，我們的生活節奏有如一陣旋風，各種各樣的人物，象電影疊印的圖片在我腦中晃蕩。我很想在這裏找出一幅最清晰的映象。但這些紛至遝來的畫片，總是一頁一頁的淡了下去，而四十幾年前的一個身材窈窕、穿灰色軍裝、係紅色皮帶的白種年青女記者的倩影卻一步一步由淡轉濃的顯現出來。回想那是一九三七年，抗戰前夕，她活躍在延安古城，有時是在大會場上拿著照相機跑來跑去；有時在煤油燈下，喁喁細語。那時她是何等令我們新到延安不久的知識分子以及一些老紅軍幹部的注意嗬！那時候，在延安的友好的外國記者除了史沫特萊就是她了。後來她出版了《續西行漫記》，是對斯諾的《西行漫記》的補充，引起了許多人在圖書館裏爭相閱讀。她對中國革命的友誼，是我們許多人都不會忘記的。她是誰呢，她就是尼姆·威爾士女士，雖然早已與斯諾先生離婚，但她仍常常署名“海倫·斯諾夫人”的。昨天，她給在耶魯大學的友人打電話，約我到她家去。今天，李玉璽先生願意開車陪我去看她。這一夜來，我怎麼會不想到即將實現的我們的相見和她曾經留給我的印象呢？
我在波斯頓·耶魯的一點活動已經基本結束，隻剩下去康州與這裏的華僑們的一次聚會，然後就離開這裏去長島了。因此我們要在去康州時繞道到尼姆·威爾士家去。我們已經四十多年沒有見麵，現在我們還互相認識嗎？我們將有多少話要說！短短的晤麵能否滿足我們彼此的需要呢？……
十一月二十一日吃過早飯，我們就出發了。李玉璽先生開的車，他是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美國朋友，中國話說得很流利，為人也很中國化。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是一個天真活潑的舞蹈家，還有一個用中文出版的雜誌主編鄭先生，另外就是陳明和我的翻譯。這群年青人都分享著我們的歡樂，一路興致很高，大家說說笑笑，欣賞著路邊景致。小小農舍都稀疏地座落在沿路的莊稼地邊，環繞在農舍周圍的是參天大樹和整齊寬廣的草坪。盡管是十一月下旬了，但這裏天氣還是很暖，草坪還是綠的，到處還有殘留的紅葉，深秋的景色仍是很迷人的。這是美國這一帶平原或小小的丘陵地帶普遍的平靜而幽美的田園風景。
我們一路行車，車行愈遠，興致愈濃。大家都沉醉在即將有趣的會晤場麵。難道這不是使人興奮的事嗎？
李玉璽先生在高速公路上跑車的本領很好，我們徑直就找到了麥迪遜（Madison），在一個丁字形的路角停下車來，向右轉進一條小路，我們就看見一棟小屋子。我還來不及看清這院子裏有什麼樹，有什麼花，草，卻先看見屋門口站了兩個婦女，一個白頭發的老太太，有點龍鍾，笑眯眯的招呼我們；一個中年婦女，站在她後邊，呆呆的望著不說話。我們的同伴們都搶上前去，介紹，打招呼。我一步上前握著那位老太太的雙手，把她端詳起來。她也牽著我。一群人把我們擁進一間朝院子的小房間，也就是這棟房子的前廳，通常是作為客廳的一間屋子。走進了這間屋，才發現這裏實在太小，而又太擁擠。屋中間靠窗戶擺了一個長沙發。我以為會讓我坐在這裏，這張沙發似乎就是這間屋子裏最高貴的地方，但我卻被主人讓在沙發對麵的一張床上坐下來，主人便坐在我身邊。我的同伴都擠在那張沙發上。原來這裏沒有什麼別的地方可坐了。進門處，那裏還有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椅子，那是就餐的地方，旁邊有沒有爐子，我就無法看見了。主人的床頭有個小櫃子，櫃頭掛著一個藥用瓶子，後來才知道這是一個氧氣瓶，是主人須臾也不能離開的、救命的寶貝。
我們坐定之後，尼姆·威爾士女士正式同我們談話了。她的麵色還好，笑得也自然，但是同我舊有的印象卻差得太遠了。我仔細地在那副微微發胖、一個老太太的臉孔上找尋舊有的風韻，究竟幾十年的光陰飛逝，還能留得多少痕跡？
她侃侃地說道：“你是不自由過的，你的不自由，是因為政治的問題。我呢？我現在也不自由，那是因為我窮，是經濟問題。”
當翻譯把那幾句話譯給我聽後，我真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才好，一股苦澀的味道噎在我的喉腔。我什麼都明白了，為什麼她不去看我。一個美國人住在鄉下而自己又沒有汽車，那就等於沒有腿。而且看情況她隻住在這一間屋子裏，這是我第一次在美國看見美國人的家庭沒有客廳。我很想擁抱她，但她卻一下把話題變了，她那年青時代的飄灑的風度，一下就在這間小屋裏飛翔起來了。她笑了，非常甜美的笑。她笑說道：“丁玲！我這裏還有三十幾本稿子，我一定要設法把它出版。你看過我的書嗎？那裏都是些偉大的人物。我還要繼續寫。你呢？你一定也要寫。我老早就講過，我是多麼的希望你，希望中國寫出一部偉大的書，要象托爾斯泰，就是象《飄》也是非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