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開始接觸新文學，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長沙周南女校以後。這以前我讀的是四書，古文，作文用文言。因為我不喜歡當時書肆上出售的那些作文範本，不喜歡抄書，我的作文經常隻能得八十分左右。即使老校長常在我的作文後邊寫很長的批語，為同學們所羨慕，但我對作文仍是沒有多大興趣。我在課外倒是讀了不少小說，是所謂“閑書”的。大人們自己也喜歡看，就是不準我們看。我母親則是不禁止，也不提倡，她隻要我能把功課做好就成。自然，誰也沒有把這些“閑書”視為文學，還會有一點什麼用處的。
周南女校這時有些新風。我們班的教員陳啟明先生是比較進步的一個，他是新民學會的會員。他常常把報紙上的重要文章畫上紅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紹給同學們看。他講新思想，講新文學。我為他所講的那些反封建，把現存的封建倫理道德都應該翻個格的言論所鼓動。我喜歡尋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論。施存統先生的《非孝論》的觀點給我印象很深。我對我出身的那個大家庭深感厭惡，覺得他們虛偽，無恥，專橫，跋扈，腐朽，墮落，勢利。因此，我喜歡看一些帶政治性的，講問題的文藝作品。但因為我年齡小，學識有限，另一些比較淺顯的作品，詩、順口溜才容易為我喜歡。那時我曾當作兒歌背誦，至今還能記憶的有：
兩個黃蝴蝶，
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
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
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
天上太孤單。
俞平伯、康白情的詩也是我們喜歡背的。後來人一天天長大，接觸麵多了，便又有了新的選擇。一九二一年，湖南有了文化書社。我從那裏買到一本郭沫若的詩集《女神》，讀後真是愛不釋手。我整天價背誦“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或者就是：
九嶷山上的白雲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們心中的愁雲呀，啊！
我們眼中的淚濤呀，啊！
永遠不能消！
永遠隻是潮！
我，還有我中學的同學們，至少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的幼小的心是飄浮的，是動蕩的。我們什麼都接受，什麼都似懂非懂，什麼都使我們感動。我們一會兒放歌，一會兒低吟，一會兒興高采烈，慷慨激昂，一會兒愁深似海，仿佛自個兒身體載負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時讀過魯迅的短篇小說，可是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時讀小說是消遣，我喜歡裏麵有故事，有情節，有悲歡離合。古典的《紅樓夢》、《三國演義》、《西廂記》，甚至唱本《再生緣》、《再造天》，或還讀不太懂的駢體文鴛鴦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時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義的郭沫若，閨秀作家謝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鵑。而林琴南給我印象更深，他介紹了那末多的外國小說給我們如《茶花女》、《曼郎攝氏戈》、《三劍客》、《鍾樓怪人》、《悲慘世界》，這些都是我喜歡的。我想在閱世不深，對社會缺乏深刻了解的時候，可能都會是這樣的。
一九二二、二三年我在上海時期，仍隻對都德的《最後一課》有所感受，覺得這同一般小說不同，聯係到自己的國家民族，促人猛省。我還讀到其他一些亡國之後的國家的一些作品，如波蘭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我也讀了文學研究會耿濟之翻譯的一些俄國小說。我那時偏於喜歡厚重的作品，對托爾斯泰的《活屍》、《複活》等，都能有所領會。這些作品便日複一日地來在我眼下，塞滿我的腦子，使我原來追求革命應有所行動的熱情，慢慢轉到了對文學的欣賞。我開始覺得文學不隻是消遣的，而是對人有啟發的。我好象悟到一些問題，但仍是理解不深，還是朦朦朧朧，好象一張吸墨紙，把各種顏色的墨水都留下一點淡淡的痕跡。
一九二四年我來到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一致的摯友王劍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際遇刺痛了我。我雖然有了許多新朋友，但都不能代替她。我毫無興味地學著數理化，希望考上大學，回過頭來當一個正式的學生。我又寂寞地學習繪畫，希望美術能使我翻滾的心得到平靜。我常常感到這個世界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隻有前進。可是向哪裏前進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還擠不進去；於是我又讀書，這時是一顆比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讀一些讀過的東西，感受也不同了，“魯迅”成了兩個特大的字，在我心頭閃爍。我尋找過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從那裏認識真正的中國，多麼不幸，多麼痛苦，多麼黑暗！啊，原來我身上壓得那樣沉重的就是整個多難的祖國，可悲的我的同胞嗬！我讀這些書是得不到快樂的。我總感到呼吸局促，心裏象堵著一堆什麼，然而卻又感到有所慰藉。魯迅，他怎能這麼體貼人情，細致、尖銳、深刻地把中國社會，把中國人解剖得這樣清楚，令人淒涼，卻又使人罷手不得。難道我們中華兒女能無視這個有毒的社會來侵襲人，迫害人，吞吃人嗎？魯迅，真是一個非凡的人吧！我這樣想。我如饑似渴地尋找他的小說、雜文，翻舊雜誌，買剛出版的新書，一篇也不願漏掉在《京報副刊》、《語絲》上登載的他的文章，我總想多讀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惟一安慰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