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國家都有他文化之特質，而此特質是常與國民性有關，國民性影響文化，文化也影響國民性。所謂文化不是指文明，是比較無形的風俗習尚處世接物的精神表現。一國所不敢為，他國為之；一國所做不到，他國做得到。十九世紀日本之發奮圖強與中國之抱殘守缺就看得出來。大戰以後，日本與德國之自力更生，便是國民性表現的好例。說他是文化不同，還不如說國民性不同。
且以英法二國比較。十八、十九世紀，英法二國都在開發殖民地，伸張國力，擴大版圖。後來法國節節失敗，加拿大現為英國民族所有。但是當初法國勢力範圍甚大，至今東部魁北克州，當地人還是說法文，其範圍一直伸到美國中北部之芝加哥。所以芝加哥之讀音，芝字還是念“希”，不念為“欺”。美國南部聖路伊St’Louis之S，還（依法文）不讀出來。Louisiana州之New Orleans可以說以前全是法國的地盤，後來拿破侖打仗沒錢，整個省分賣給美國。但是美國東南部沿岸還是法商出入的地方，如Key West港這種地名，Key原是法文之Quai（即港）。美國獨立時代，美國與法國之關係，讀美國曆史的人都知道。他如遠東近東都是如此。埃及人的現代文化知識都是用法文最通行。近東如黎巴嫩，本來也是法國的勢力範圍。（第二次大戰時，戴高樂被邱吉爾弄得氣不過來。）說到我們中國，十九世紀法國之在廣州灣及安南，何嚐有異於英國之在長江流域？你說英法國民性什麼不同，看看法人之治安南及英人之治香港，便清楚了。
中華民族與西方國家比較，進取不足，保守有餘，勇毅有為之精神不足，而動心忍性之功夫甚深。有時我想：探南北極或登喜馬拉雅山，並非我們民族的專長，回家含飴弄孫倒是我們的慣技。忍辱負重，他人不如我，睚眥必報，我不如人。得過且過是表示我們祖傳的涵養，勵精圖治是東洋人及西洋人的作風。總而言之，中國的文化是靜的文化，西洋的文化是動的文化。中國主陰，外國主陽；中國主靜，西洋主動。
中國人的美德是靜的美德，主寬主柔，主知足常樂，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動的美德，主爭主奪，主希望樂觀，主進取不懈。中國人主讓，外國人主攘。外國人主觀前，中國人主顧後。這在英文Aggressive一字，看得出來，這字是指“攻奪”、“侵伐”，看來似是不好的字麵，但是用起來倒是稱讚某人之進取精神。如說公司請到一位Aggressive總經理，意思是他很有作為有節節前進除舊革新的勇氣。又如“挑戰”二字似乎不大文雅，而西文Challenge卻是好的，是激發應戰的話。我們東方人最愛和平，西人要到東方傳教，也是教人和平，但必說是不信耶教之異教徒，向他們“挑戰”，他們應該應戰而來。中國農民和和平平耕織之不暇，何嚐向誰“挑戰？”這還不過是說中國人未聞耶穌道理，他們應當起來傳道，大有投筆從戎之意罷了。說句老話，也可以說，中國人尚文，西方人尚武。這話雖不盡確，但也差不了多少。
這動的人生觀與靜的人生觀，在中西之交流接觸，在政治上或私人上未免使人感覺似乎我們少了一種動力，而容易陷於聽天由命得過且過的態度。中國人比西方民族，似乎少了一種奮發勇往邁進的生命力。這是國父在心理建設所關懷，及總統求新求速所時時訓勉的。不求改進謂之聽天由命，得過且過謂之息事寧人。這樣的天下，大家就可以相安無事，高枕無憂了。這不是說，中國人沒有刻苦耐勞．堅苦卓絕的精神。華僑在各國的成就，都沒有人敢說中國人懶。凡是吃苦耐勞，有忍字耐字，中國人都做得到。忍字是靜的美德，並非動的美德。若說與私人無關的社會事業，多做一事不如少做一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古有名言。少開口，多吃飯，也是文人的寶訓。這樣的社會，仿佛人情味就重而工作效能就差了。所謂安身立命，身已安，命已立，天下事沒什麼可講了。天人既已合一，四大皆空，我們不但未有作為，且不必有什麼作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