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每年籬東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於市者，俱叢雜無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朵，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擠軋，不靠瓶口為妙；所謂“起把宜緊”也。或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蕊，以免飛鈸耍盤之病。葉取不亂，梗取不強。用針宜藏，針長寧斷之，毋令針針露梗；所謂“瓶口宜清”也。視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幾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為止。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為“錦灰堆”矣。或密或疏，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若盆碗盤洗，用漂青鬆香榆皮麵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上，將膏火化粘銅片和盤盆碗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紮把，插於釘上，宜偏斜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疏葉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小許掩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覓，倩人舉折者每不合意)，必先執在手中，橫斜以觀其勢，反側取其態，相定之後，剪去雜枝，以疏瘦古怪為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斜入瓶口，方免背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勢必枝亂梗強，花側葉背，既難取態，更無韻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兩釘以莞之。即楓葉竹枝，亂草荊棘，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幾莖細草，伴以荊棘兩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
愛好人生者：陶淵明
所以我們已經曉得，我們如果把積極的人生觀念和消極的人生觀念適度地配合起來，我們便能得到一種和諧的中庸哲學，介於動作和靜止之間，介於塵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現實人生之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哲學中，這一種可說是人類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了。還有一種結果更加重要，就是這兩種不同觀念相混合後，和諧的人格也隨之產生；這種和諧的人格也就是那一切文化和教育所欲達到的目的，我們即從這種和諧的人格中看見人生的歡樂和愛好。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要描寫這種愛好人生的性質是極困難的；如用譬喻，或敘述一位愛好人生者的真事實物，那就比較容易。在這裏，陶淵明這位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和中國文化上最和諧的產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頭。陶淵明也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我想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反對我的話吧。他沒有做過大官，很少權力，也沒有什麼勳績，除了本薄薄的詩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學遺產上也不曾留下什麼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還是照徹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較渺小的詩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遠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自然敬畏，會使那些較聰明與熟識的人自慚形穢。他是今日真正愛好人生者的模範，因為他心中雖有反抗塵世的欲望，但並不淪於徹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調起來。文學的浪漫主義，和道家閑散生活的崇尚以及對儒家教義的反抗，在那時的中國已活動了兩百多年，這種種和前世紀的儒家哲學配合起來，就產生了這麼一種和諧的人格。以陶淵明為例，我們看見積極人生觀已經喪失了愚蠢的自滿心，玩世哲學已經喪失了尖銳的叛逆性，在韜洛(Thoreau)身上還可找出這種特質--這是一個不成熟的標誌，而人類的智慧第一次在寬容和嘲弄的精神中達到成熟的時期。
在我看來，陶淵明代表一種中國文化的奇怪特質，即一種耽於肉欲和靈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種不流於製欲的精神生活和耽於肉欲的物質生活的奇怪混合；在這奇怪混合中，七情和心靈始終是和諧的。所謂理想的哲學家即是一個能領會女人的嫵媚而不流於粗鄙，能愛好人生而不過度，能夠察覺到塵世間成功和失敗的空虛，能夠生活於超越人生和脫離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視人生的人。陶淵明的心靈已經發展到真正和諧的境地，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內心有一絲一毫的衝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詩一般那麼自然而衝和。
陶淵明生於第四世紀的末葉，是一位著名學者兼貴官的曾孫。這位學者在州無事，常於早上搬運一百支甓到齋外，至薄暮又搬運回齋內。陶淵明幼時，因家貧親老，任為州祭酒，但不久即辭了官職去過他的耕種生活，因此得了一種疾病。有一天，他對親朋說：“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有一個朋友聽了這句話，便薦他去做彭澤令。他因為喜歡喝酒，所以命令縣裏都種秣穀，可是他的妻子不以為善，固請種粳，才使一頃五十畝種秣，五十畝種粳。後因郡裏的督郵將到，縣吏說他應該束帶相見，陶淵明歎曰：“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於是官也不願做了，寫了《歸去來辭》這首名賦。此後，他就過著農夫的生活，好幾次有人請他做官，他一概拒絕。他家裏本窮，故和窮人一起生活，在給他兒子的一封信裏，曾慨歎他們的衣服襤褸，做著賤工。有一次他送一個農家的孩子到他的兒子那裏去，幫做挑水取柴等事，在給他兒子的信裏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