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我也認為在說話(即今日之所謂語言)的進展史上，女人也比男子占著更重要的地位。說話的本能在女人是得天獨厚的，所以我深信她們對於人類語言的演進，一定有著比男人更重大的貢獻。我想古代的人類一定是沉默寡歡的動物。當男性人猿離開洞穴去打獵時，鄰居的女人在她們的洞穴前無所一事，一定談論威廉是否比哈羅好，或哈羅是否比威廉好，或是哈羅昨晚多情得討厭，他性子多麼暴躁。我想人類的語言必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此外別無他途。人類以手去取食，使顎部不必再擔負去拿食物的任務，結果使顎部逐漸低平，逐漸變小，這對於人類語言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
不過，這種姿勢最重要的結果，是把兩手解放了，使它們可以把東西拿起來觀察研究，像猴子捉虱為樂那樣，這種動作便是研究精神發展的起點。今日的人類進步大抵還須歸功於捕捉那些擾亂人類的虱子。一種好奇的本能也發展出來了，使人類的靈心可以很自由地，用嬉戲的態度去探究各種題目和社會疾患。這智能上的活動和尋索食物並沒有關係，而完全是一種人類精神上的訓練。猴子捉虱的目的，不是想把它們吃掉，而是當一種遊戲玩著。這便是有價值的人類學術和智識的特征，對事物本身發生興趣，心中存著嬉戲的、閑逸的欲望想把它們了解。而並不是因為那種學問可以直接使我們的肚子不餓。(如果這裏有自相矛盾的話，那麼，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說，我對於自相矛盾這件事是覺得快活的。)我以為這是人性的特征，對於人類尊嚴有著極大的幫助。追求智識的方式，不過是一種遊戲：所有一切偉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以及創立過有價值的偉大事業者，他們都是如此的。從事醫學研究的人覺得對微菌所引起的興趣比對人類更大；天文學家很起勁地記錄一顆距離我們有幾萬萬裏遠的星辰的動作，雖則這顆星辰對於我們人類一點沒有關係。一切動物，尤其是年輕的，都有這種遊戲的本能，但也隻有人類把這種嬉戲的好奇心發展到值得重視的地步。
回向常識
中國人都憎惡“邏輯的必要”那個名詞，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無所謂邏輯的必要。中國人對於邏輯的不信任，起點於不信任字眼，再進而懼怕界說，最後則對一切係說、一切假說表示天性的憎恨。因為使哲學派成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說和係說的罪惡。哲學的腐化起於對字眼的偏見。中國作家龔定庵說，聖人不說話，有能為的人才說話，愚人才會做辯論--其實龔氏本人就是一個最好做辯論的人，但他仍說這句話。因為這就是哲學的悲慘經過：即哲學家不幸都是好說話的人，而不是肯守緘默的人。所有的哲學家都喜歡聽他自己的語聲。即如老子，他雖是第一個指點給我們知道“大塊”是無言的，但他自己則在出函穀關去隱居深山，樂享餘年之前，仍免不了聽從人勸，遺留下傳諸後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這類天才哲學言談家的就是孔子，他遊遍“七十二國”以說諸國之君；又如蘇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來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問他幾句話，以便他自己可以發生聰明的意見給自己聽。所以“聖人不多言”這句話乃是相對的說法。不過聖人和才子之間仍有一種區別，因為聖人的談到生活，都是以親身的閱曆為中心；才子則隻知道研究解釋聖人的說話，而笨人則更是隻知道將才子的說話咬文嚼字地辯論。在希臘的修辭學家當中，我們看見這種專以咬文嚼字為尚的純粹談論家。哲學本是一種對智慧的愛好，已變成了對字句的愛好，等到修辭學的風尚漸漸滋長，哲學便和生活越離越遠了。等到後來，哲學家竟專顧多用字眼，多用長的句子；短短的警語多變成了長句，句子變成了論據，論據變成了專書，專書變成了長篇大論，長篇大論變成了語言學的研究；他們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他們所用的字眼的界說，並將他們歸類，他們需要更多的派別以區別和隔離已經設立的派別；這個程序接連不斷地進行著，直到對於生活的直接地、切己地感覺或知悉完全喪失，致使外行竟敢於詰問：“你在那裏說些什麼？”同時，在後來的思想曆史中，少數幾個對生活本身感覺到直接撞擊的獨立思想家--如哥德、薩繆爾、愛默生、威廉？吉姆斯--都拒絕在談論家的胡言亂語中發言，並始終極固執地反對歸類的精神。因為他們是聰明的，他們替我們維持著哲學的真意義，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許多情形中，他們都拋棄了論據，回向警語。當一個人在喪失了說出警語的能力時，他方去寫長篇；而他在論證之中依舊不能明白發表他的意思時，他方去著作一本專書。
人的愛好字句，是他走向愚昧之途的第一步，他的愛好界說乃是第二步。他越從事於分析，他越需要界說，他越加定界說，他越是趨向一個不可能的邏輯的完美境界，因為企求邏輯的完美就是愚昧的跡象。因為字句是我們思想的材料，所以定其界說的企圖乃是完全可嘉的，於是蘇格拉底即在歐洲創始了一個定界說狂。其危險在於我們意識到曾由我們定其界說的，字眼時，我們便不能不將用以定界說的字眼也定出它們的界說來，因此，其結果：除了用以定生活的界說的字眼以外，我們又有了專用以定別的字眼的界說字眼，而定字眼的界說這樁事便成了我們的哲學家的主要成見了。忙碌的字眼和空閑的字眼之間顯然有一種分別，前者在我們的日常工作生活中盡它們的責任，而後者則隻存在於哲學家的研究團體中。此外蘇格拉底和弗蘭西斯？倍根的界說，和現代大教授的界說之間也是有著一種分別的。莎士比亞對生活有著最切己的感覺，但他也居然能從容地過去，而並沒有做什麼定界說的企圖，或也可說是因為他沒有做定界說這件事，所以他所用的字眼都有著一種別個作家所缺少的“實體”，而他的文字中也充滿著一種現代所缺少的人類悲劇意味和堂皇的氣慨。我們無從將他的文字限製到某一個動作效能的範圍之內去，正如我們的無從將他的文字限製到一個對婦女的特別觀念裏邊去。因為它們都在有了定界說的性質時方使我們的思想成為僵硬，因而剝奪了生活本身的發光的、幻想的色彩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