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文學
文學本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偽之別。現在所謂新舊文學，不過謂白話與文言之不同而已。其實這都不是新舊文學之分野界線。文言白話隻是表現思想情感之工具，其不同，猶如畫家或用油彩，或用水墨，書法家或用羊毫，或用紫毫，還是毫末問題。凡能盡孟子所謂辭達之義，而能表現優美的情思的，都是文學。近日新舊文人好相輕，新文人看不起江湖奇俠舊小說，老學究看不起“鴛鴦蝴蝶”新文學（借用魯迅先生語），都是內含問題。若張恨水之《啼笑因緣》，雖用白話寫來，隻好歸入舊文學；若《浮生六記》，雖用文言，不得不視為新文學。舊文學之病，在於所寫不是忠孝節義的爛調，便是傷春悲秋的豔詞，或是僧尼妖怪之談屑。一則專學古人，少有清新氣味，二則與我們情感相差太遠，所以不得不舊。各家文集，翻來檢去，無非些陳腐之《賈生論》，懵懂的《治河策》，纏足式的詩詞，應酬式的墓誌，及半迷信的筆記，求一周秦諸子豁達豪放之文章乃不可得。所以最有見解的紀曉嵐，在他感覺處處古人已先我而言之，立誌不著書時，已代舊文學宣告死刑。
近讀豈明先生《近代文學之源流》（北平人文書店出版），把現代散文溯源於明末之公安竟陵派（同書店有沈啟無編的《近代散文抄》，專選此派文字，可供參考），而將鄭板橋，李笠翁，金聖歎，金農，袁枚諸人歸入一派係，認為現代散文之祖宗，不覺大喜。此數人作品之共通點，在於發揮性靈二字，與現代文學之注重個人之觀感相同，其文字皆清新可喜，其思想皆超然獨特，且類多主張不模仿古人，所說是自己的話，所表是自己的意，至此散文已是“言誌的”“抒情的”，所以以現代散文為繼性靈派之遺緒，是恰當不過的話。由於性靈之培養，乃有豪放之議論，獨特之見解，流利之文筆，綺麗的文思，故能在紀曉嵐宣告死刑之舊文學，覓出一條生路。
於此尤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我們一看這些人的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如張謔庵，金聖歎，鄭板橋，袁子才，都是很明顯的例子。英文散文始祖喬索，散文大家綏夫特，小品文始祖愛迭生，或渾樸，或清新，或尖刻，也都含有幽默意味。其實這些人都不是有意幽默，乃因其有求其在我的思想，自然有不襲陳見的文章，袁伯修所謂“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人若拿定念頭，不去模擬古人，時久月漸，自會有他的學問言語。
半部《韓非》治天下
今日中國政治問題，有超乎一切政體問題之更大問題，就是人治與法治。中國人脾氣不改，無論是國民黨來也好，共產黨來也好，法西斯蒂也好，帝製複辟也好，必脫離不了人治精神。殊不知一切關鍵，不在政體政黨之更易，而在矯正人治之惡習。得法治則治，不得法治則亂，此可斷言。即如中國人民以莫談國事奉為寶訓而言，並非中國人缺少政治興味，乃談政治者不得法律之保障，以致大家認為龜頭伸不如縮之為好。法律既不能保障人權，龜頭焉有伸而不縮。明哲保身，乃一切生物自存之本性，是人是龜，原無二理，其結果遂有四萬萬同胞如一盤散沙之現象。所以韓非法治學說，為今日救國之唯一正途。韓非所欲矯正之弊失。非二千年前之弊失，乃今日中國之弊失。韓非所欲清的病源，也正是今日中國的病源。《五蠹》一篇所言人民之私安，官吏之私肥，無一不可為廿世紀中國之寫照。戰國之末之官，“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此非今日官僚政客進可薦於朝，退可蟄居愚園路，馬浪路……路精舍之一副寫照而何？戰國之末之民，“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寫中國商民棄內地集租界之現象也。“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路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今人好言道德仁義，因道德仁義言之不費錢不傷人也；惡言法治，一言法治，革命黨人多須服法或坐監獄也。然試思中國何以如一盤散沙，公民何以少，私人何以多，豈非不得法治使然？若不速速多設囹圄，安放官僚，道德仁義再講一幹年，散沙仍是散沙，私人不會減少，公民不會加多。道德仁義之為害大矣哉。
孔子亦論語派中人
我們細讀孔子的遺訓，處處與《論語》相合。因為孔子的話，與荀孟都有些微不同，而與《論語》中“子曰”之某君，則句句相符。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孔子是屬九流中之儒家，甚且大膽的假設，某君即孔子。倘使有人將此題目，加以考證，作洋八股，作幾條統計，畫幾條曲線升降表，呈與芝加哥大學教授，必可取得博士學位無疑。因為我們從Abraham Flexner書中（見本期有不為齋隨筆）知道，哥倫比亞大學有考證冰淇淋之論文，證明“關於糖在冰淇淋製造上之影響，其主要作用是使冰淇淋發生甜味”。(Teachers College Record. February1930，p-472)又芝加哥大學有碩士論文，題目是這樣的：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