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還是十歲左右的小學生時，被告知社會上的每個人都隸屬於一個不變的階級。而其中，鄉間的我們那時還沒怎麼見過的工人階級，在台階的最上層，農民為第二，農民中又以貧農僅次於雇農排列第二。南方山村中的孩子，大多屬貧農出身，因此見了少數中農以上成分家庭的孩子不禁趾高氣揚。一天早自修，大家自學《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終於有同學問出了那個大家平素常常想到的問題：
“老師，那我們屬於什麼階級？”
一個讓我們目瞪口呆的答案被拋了過來：
“你們是學生，學生應該屬於小資產階級。”
我們貧農出身的孩子，竟然會變成千人罵萬人踩的“資產階級”？盡管“小”！那一瞬間，我們都憤怒了。終於，一個最勇敢的同學挺身而出：
“如果我們是小資產階級，你便是大資產階級！”
二十多年後，當我站在平壤仰視標誌著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手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體思想塔時，腦海中莫名其妙地浮現出了這件事。
上古時期的中國，除了現實的政治權力控製者外，還有一種人可以與其分庭抗禮，那就是“巫”。巫是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他擁有知識，同時擁有與上天神秘溝通的能力。我們可以說那個社會是分權的。而一個分權的社會，多多少少有一些民主的特征。現在我們讀《尚書》、《左傳》、《國語》甚至《戰國策》，其民本思想觸目皆是，馬克思主義史家稱為“古代奴隸民主製殘餘”。可是經過曆史的淘洗，尤其是戰國之後，中國從此不為上天再留可與現實統治者平等抗衡之地位，一個實用理性的社會被構建出來。現實利益成為壓倒一切的根本利益，宗教被放逐出日常以外。
這種轉軌，於中華民族日後的發展，是福是禍，難以斷言。但是知識分子肯定是多挑上了一副重擔。原來人類的生活，永遠包括理想和現實兩大部分。人類的知識，本也分成為理想和為現實兩大類型：後者提供現實生活的有效知識，如農業、氣象、醫學、軍事、社會組織等等；前者則包括何謂幸福、何謂真理等價值判斷。在許多地方，這兩者的責任可由知識界和宗教界人士分擔，但在中國，由於後者被放逐，便注定隻能由同一類人來承載。
問題隻在於，這副重擔是知識分子注定難以挑起的。為什麼？人挑重擔，必須得有一副好身板，知識分子承受曆史重任，也需要有可憑恃的依靠。他們衣食充裕，以閑暇時間研究世界，本該提供科學知識以及理想信仰。而在現實世界中維護信仰，宗教界人士有上帝可以依靠，西方古代“法”所以是“自然法”，那都是背靠上帝的意思。而中國的知識分子，生活於一統皇權以內，其私人財產甚至生命又從來未被尊重更不設保障，一舉一動須仰承現實統治者的鼻息，又有何力量抵抗專製君主雷霆之怒？
從這個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可謂舉世無倫。他們隻憑著一腔正氣和一團信念，與巨大的現實政治權力周旋抗衡。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他們也不是天生不滿現實社會的正常運作，他們隻是覺得現實社會的運作需要符合一個正義的理想。偏離這個理想太遠了，他們就要抗議，要呼籲，要行動。至於那個正義的理想在何處，現實社會中並無蹤跡，那隻存活於他們的心中。
作為掌握現實權力的統治者們，如用較為長遠的眼光看，對知識分子也能容忍甚至一用。因為他們也知道，較合於天道的統治必然更為久長。問題隻在於，政治永遠隻能依附於肮髒的泥土，如果脫離了泥土，自然要成為空中樓閣，因此理想不得不讓步於現實。而來自人心的種種罪惡諸如貪婪、怯懦、妄為、邪欲等等，隨時都在驅使運作政治的人們。他們有時僅僅為了心中的一絲滿足，也不憚對抗一下自以為是的天道。而對這種膽大妄為，短期內也不會有什麼懲罰，除非正好發生日食、地震什麼的天象示警。在這樣的背景下，無神論的鼓吹有時反是助紂為虐：如果免除了神秘的報應，那些現實權力的掌握者們更又有何忌憚？縹緲的天與道混為一體，正是知識分子可憐的憑借。自漢至清，中國社會便在這樣一個強弱判然的模式中運作。一方麵，是現實權力的掌握者們；另一方麵，是匍匐於這個權力之下的億萬小民。而讀書人借助於知識、道德與信仰躋身於權力階層，其中的少數堅強者一邊參與治理，一邊遵循理想，以天和道與統治者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