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在中西文化交彙的坐標上出現的那些繼往開來的文化巨子中，不乏對獨立品格的苦苦追求者，但真正完成追求曆程的卻為數甚少，而在為數甚少者之中魯迅和王國維又可算是兩個不同的代表。作為20世紀初文化——曆史轉型期首先覺醒的一代知識分子的精英，他們一個是從傳統陰霾中突圍出來的偉大思想家和文學家，一個是在許多領域有著卓越建樹的東方學子，由於不同的性格、稟賦和覺悟，導致了他們對獨立品格的不同追求，在最終的文化選擇與人生歸宿上，魯迅決絕地與傳統決裂，甘當“曆史中間物”，並在思想上不斷超越自己，走向了永生，而王國維曾高舉起現代人本之曙光，但又不幸被傳統陰霾所掩，像天空中倏然劃過的一顆流星放出一段異樣的光彩，卻又帶給人們無盡的遺憾。他們的命運可以說是但丁式的，他們的追求充滿了煉獄般的苦痛和艱難。
（一）
魯迅雖然從小就因家道中落在心靈上受到嚴重的創傷，但由此卻埋下了反抗的火種。他對故鄉先賢十分仰慕，對他們的民族氣節十分推崇，青年時代曾致力於整理故鄉先賢的著作。18歲時，魯迅赴南京求學，決計“走異路，逃異地”，“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S城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在南京求學期間，魯迅受到維新思潮和西方新學的影響，開始認識到清朝統治者的腐敗無能。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義和團反帝鬥爭被血腥地鎮壓，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魯迅壯懷激烈，感時憂國之情日漸增強，刻了“戎馬書生”、“文章誤我”、“戛劍生”三個印章，意思是說：以前讀古書，做古文，耽誤了我們的青春，現在我要‘戛’的一聲拔出劍來參加戰鬥了。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魯迅又赴日本留學，在那裏毅然剪去了封建統治的象征——辮子，寫下了《自題小像》的詩章：“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抒發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和革命的豪情壯誌。他“平日頑強苦學，毅力驚人，每每工作到深夜才睡。他所以如此苦學，就因誌在光複，時時在談話中流露出來。他認為‘改良’必敗，誓做‘革命黨之驍將’，這誌向從不動搖。同學們笑著說：‘斯誠越人也，有臥薪嚐膽之遺風’”。因此，留日期間魯迅參加光複會，毅然承擔為革命政黨收藏機密文件這一不無風險的任務就不足為怪了。辛亥革命剛剛爆發，在形勢與人心未定的情況下，魯迅便組織武裝演說隊在紹興街頭宣傳，充分顯示了其革命英雄主義理想的光彩。青年魯迅顯然是一個熱血男兒，一個已經具備了獨立品格的反清愛國的勇敢的戰士。
與魯迅生於同一時代、長魯迅5歲的王國維則走著另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王國維生於一個不太富裕的書香家庭，從小就有“才子”（海寧四才子之首）之稱，少年時期便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基礎，15歲中秀才，名噪鄉裏，開始顯露其憂鬱沉潛的氣質和過人的天賦，並與他“口講指畫”、“耳提麵命”、多才多藝且開明的父親常常發生衝突。王國維少年時期就曾致力於考據之學，卻為重詩學薄考據的父親所不喜，對“靜文太高，不肯入時流範圍”很不滿，說是“名為高，實則懶；名為有學，不苟且，實則無作為耳”。王國維不以為然，以至父親在日記中寫道：“可恨靜兒之不才，學既不進，不肯下問於人。而作事言說，從不見如此畏縮拖遝。少年毫無英銳不羈，將來安望有成！”其實王國維並不如父親所想象的那樣窩囊，相反英銳不羈，他無限神往和熱烈追求著某種新天地、新知識和新境界，他在《史》中寫下的為人們所激賞的《黑海東頭望大秦》的詩篇，充分表達了他的遠大抱負：“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黑海東頭望大秦”這無疑是東西文化溝接的一種象征，日後王國維力主中西二學的化合，“互相推助”，從而建立一種嶄新的美學和史學，恐怕是其父所始料不及的。
王國維雖有遠大抱負，卻表現出一種超然的、與世無爭的政治態度，他把學術看成是“最神聖最尊貴”的事業，仿佛成了“狂”時代中“冷淡不急”（王氏語）的學術至上主義者，因此，戰爭的喧囂難以打攪他的學術研究，入侵國土的暴力不能分散他對書齋的沉思，麵對風起雲湧的社會大變革，他唯一的反映是借助詩詞抒發個人的慨歎與苦悶：“一點靈藥便長生，眼見山河幾變更。留得當年好顏色，嫦娥底事太無情？”（《八月十五日夜月》）“幾看昆池累劫灰，俄驚滄海又樓台。早知世界由心造，無奈悲歌觸緒來。翁埠潮回千頃月，超山雪盡萬株梅。卜鄰莫忘他年約，同醉中山酒一杯。”（《題友人三十小像》）但他畢竟懷有一顆憂國、救亡的真誠的心。他說：“甲午之後，始知世界尚有新學。”他認為，中國敗於日本，是由於貧窮落後和政府腐敗。要改變這種可恥地位，必須學習西方，發展學術，改革教育，迅速提高科學技術，繁榮經濟，加強國力。這時他已感覺到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政治改良上，因此，他不得不徘徊在超然治學與學術救國（避世抑或救世）的“歧路”之中，他自己也承認無力作出最終的選擇，“隻分楊朱歎歧路，不應阮籍哭窮途”（《天寒》），這是他當年內心的一種呼號。作為一位小小的師範教員、圖書編譯，要在士大夫知識界的保守、洋務、維新、革命四派之間作出抉擇是困難的，而惟沉浸於“學”，才是這個心中如具靈光，能使各種學術生出異彩的學術天才的最好選擇。
（二）
辛亥革命失敗後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前這段時期，是中國政治依舊黑暗腐敗，革命風潮不斷激蕩的時期，魯迅卻似乎從一個熱血沸騰的戰士轉變為一個避世的隱士，陷入十分厲害的失望和寂寞中，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社會地位的變化——從一個教員，一個自由的戰士成了最高政權的一個小官員，這對他的獨立品格無疑是一個嚴重的挑戰。他想保持自己的獨立品格，卻又在一種不由自主的革命潮流中附在了統治階級的皮上。因此，他不僅僅對現實的黑暗，而且對自己能否保持獨立的品格也產生了失望和懷疑，他說：“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回到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他的麻醉法就是整理與研究古籍，抄石碑，讀佛經。他的獨立品格產生著分裂，在入世時又盡力要出世，一方麵做著他並不喜歡的小官員，一方麵又要竭力在心靈中保持個人的獨立人格。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透徹了解的魯迅深知像他這樣的小官僚稍有不慎，就會給自己造成禍害，因此，要保持獨立的品格，必須先保存自己，必要時“躺倒”或者“裝死”，在“躺倒”或“裝死”的過程中等待時機完善自己獨立的品格，這或許是一種策略，但正是這種策略幫助魯迅在麻醉自己時又保持著幾分理性的清醒。要不然他為什麼要輯錄整理故鄉先賢的著作，並介紹他們的事跡？而在《〈會稽郡故書雜集〉序》中又說：“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用遺邦人，庶幾借其景行，不忘於故”？對“非湯武而薄周禮”的嵇康著作《嵇康集》的輯校，更說明他獨立無羈的人格仍很強烈，隱士之“隱”乃是一種獨立人格之“隱”，沒有在表麵上顯現出來而已，一旦時機成熟必然會有力地表現出來，隱士會重新成為猛士。果然，在張勳複辟帝製的第三天，魯迅便憤而辭去教育部的職務，而後（1918年）寫下了在新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狂人日記》，並“一發而不可收”，以獨立的巨人的姿態出現在新文化運動的陣營裏，成為最英勇的主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