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中國文化巨人的魯迅與郭沫若曾有過“不必要的誤會和無聊的糾葛”，人們往往歸咎於性格的衝突，這未免簡單化。倘若我們將視線轉移到他們發生“不必要的誤會和無聊的糾葛”之前，比較一下他們的前期（指1927年以前）的創作文化場，那麼多少可以解釋這讓人感到遺憾的文化現象，並能夠理解他們之所以成為文化巨人的個人的文化因素（包括曆史的、社會的、時代的）。
所謂創作文化場，即作家文化場，它是一種特殊的個體文化場。因為作家是以創造文學作品為方式參與文化創造的，作家創造文學作品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作家文化場運動的過程。一方麵作家文化場與社會文化場發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麵作家文化場內部的五種文化潛力（認識潛力、價值潛力、創造潛力、交際潛力、藝術潛力）也相互交融，相互作用，從而孕育著一部文學作品的誕生，因此，從特定含義講，是作家的文化場孕育了文學作品。作為創造主體，作家文化場的運動，主要表現為認識潛力、價值潛力、創造潛力、交際潛力、藝術潛力的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運動。所以當我們探討創作文化場時，必然要對作家的五種文化潛力作一番描述和分析，盡管這種描述和分析是靜態的，但它仍能勾勒出作家文化場的基本形態。
魯迅與郭沫若的前期創作文化場到底處於怎樣的狀態呢？
（一）深邃博大的“過渡時代的偉大橋梁”與敏銳激進的“當時青年的典型代表”
所謂認識潛力，是指作家從外部世界獲取信息和篩選信息的能力，它對於作家是重要的，它所具備的信息的容量和質量取決於作家的天資、文化水平和實踐經驗。魯迅認識潛力的特點表現為深邃、博大，而郭沫若則表現為敏銳、激進。
嚴格地講，魯迅和郭沫若並不是同時代的人，盡管魯迅隻比郭沫若大11歲，且兩人都是五四時期湧現出來的文化巨人，但兩人所處的時代卻有差異。魯迅的時代一半是清朝，一半是民國，“他出身於破產的士大夫家庭，他受過封建社會很深的洗禮，他受過戊戌政變後的洋務教育，嗣後留學東洋，又受教於章太炎先生，並參加了光複會，入民國後，他又做過多年北方官僚社會的小京官，也可說是閑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參加思想革命的運動”。魯迅雖是兩個時代的人，但他經曆的是民族最苦厄的時代，痛苦的經曆和深刻的觀察與思考，使他總是能夠隨著時代前進，並在思想上達到他當時所能達到的高度，給人以“汪洋萬頃的感覺”（郭沫若語）。魯迅前期深邃博大的思想閃爍著現代意識和世界意識，尤其是他對進化論的創造性的運用，達到了同時代人難以達到的高度。他的進化論思想不僅具有強烈的革命性，還充滿著辯證法。他認為“舊象愈摧破，人類便愈進步”，舊的傳統愈強大，則愈要崩潰，黑暗不會長存，光明終將來到。這種具有強烈的革命性和充滿辯證法的進化論，加之豐富的人生經驗，使魯迅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剖析達到了他人難以企及的深刻和確準，對曆史、對社會、對現實的強大穿透力使他成為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過渡時代的偉大橋梁”。
郭沫若的少年時代，“也是關在四川宗法社會裏麵的，但是20歲以後，他走出夔門，幾乎成為無羈絆的自由知識分子了……一出手他已經就在‘五四’前後，他的創作生活，是同著新文化運動一道起來的，他的事業的發端是從‘五四’運動中孕育出來的”。因此，郭沫若少有魯迅那種精神上的枷鎖，他的貧困、流浪的生活，他的濃厚羅曼蒂克的熱情，使他異常敏感和激進。他在少年時代就有機會閱讀了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論文章和譯著，以及林紓翻譯的域外小說，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迪和影響，留學日本，讀泰戈爾、歌德、海涅、惠特曼等，更受到激進的民主主義和個性解放思想的熏陶。他的敏感就在於他當時雖然還在日本的博多灣上，卻強烈地感受到時代浪潮的衝擊，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極大地激發了他追求真理和反抗舊世界的革命激情，形成了他的革命民主主義的主導思想。盡管他受到斯賓諾莎“泛神論”的影響，但它卻是郭沫若於五四時代從反傳統，蔑視偶像權威、表現自我、張揚個性的角度加以接受的，因此，他的敏銳使他成為“當時青年的典型代表”，也使得他較早較多地接觸和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然而他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剖析卻不如魯迅那樣深刻和準確，他的敏銳和激進也未曾受到革命理智的規範，以至埋下了他日後與魯迅產生“誤會”的因素。
（二）從實用理性出發的民族思想啟蒙家
與從情緒感受出發的個性反抗者
所謂價值潛力，指作家在政治、道德、宗教和審美領域的價值取向的力度，它取決於作家的理想、情操、信念和意向，其取向越有意義，價值潛力就越大。魯迅和郭沫若從總體上表現了不同的價值取向，魯迅從實用、理性出發，郭沫若則從情緒感受出發。
1.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揚棄。這是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受封建社會洗禮甚深的魯迅對傳統文化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對舊的文化傳統予以決絕的否定，而對舊世界充滿叛逆、反抗激情的郭沫若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卻有很大的保留。
作為偉大的民族思想啟蒙家，魯迅表現了鮮明的實用理性特點。首先，他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是站在反封建的立場上，以域外文化為參照的。他高揚“拿來”的旗幟，大力吸取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文化學術思想，並以此為參照，去審視傳統的中國文化。對於阻礙中國社會前進、遲滯生產力發展、毒害和禁錮中國人民思想的封建文化展開無情的批判，並且總能夠擊中要害，給人以深刻的啟示。其次，魯迅雖然在理論上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清算，但實際上並未完全擺脫傳統，這主要體現於他思想中的吳越文化意蘊。魯迅生於文人薈萃的古吳越之地紹興，曆來紹興文人多崇尚老莊學說，追求“逍遙”、“自然”、“無為”的自由境界，常常表現為憤世嫉俗、反抗壓迫的狂傲，這對魯迅有著直接的影響。如魯迅曾頗費精力多次校訂《嵇康集》，這是他十分欣賞嵇康的為人與詩文的緣故。嵇康祖籍會稽上虞，他崇尚老莊，行為不羈，憎惡權勢，詩文風格清俊放達，魯迅的為人與文風與他多少有著一脈相承的聯係。另外，紹興素有“報仇雪恥之鄉”之稱，其複仇主義傳統中既有濃厚的民族複仇主義色彩，又有個人之間恩怨利祿之爭的因素，魯迅從小便受到這種環境的影響，他曾言“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複仇是不足為奇的，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這種強烈的複仇意識不僅流動於《野草》、《故事新編》中，也滲透到其他作品中，並且伴隨了他的一生，自然也成為他與創造社（包括郭沫若）、太陽社進行論爭的動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