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她，還不知道外界因為她的失蹤，已經鬧得沸沸揚揚。她的朋友們，都在盡最大的力氣去幫助她，希望將她安全無虞地從牢獄中帶出來。文化界同婦女界為了她，一再發出呼救書，甚至租界也願意為她出頭，隻因她是在租界被捕，未免侵犯了列強們的尊嚴，不管出於什麼目的，總之，當時的巡捕房被鬧得焦頭爛額，隻能拒絕承認，他們逮捕了丁玲。這令情況頓時惡劣起來，雖然眾人都是心知肚明，丁玲確實是被帶走的，卻沒辦法拆穿他們的謊言。甚至當胡適出麵質問此事是，上海市長也斷然否認。
不久，上海《大公報》刊登了一段新聞，其中說丁玲已經被槍決。這顯然引起了公眾一片嘩然，這段新聞極其惡劣，用心惡毒，甚至將丁玲的名譽都毀得一塌糊塗。作為一名女子，在此次事件當中，她被毀去的不止是平靜的生活，更是人們極其看重的節操。謠言如同一盆盆汙水，就這樣往她身上潑去，他們妄圖以此將她毀滅。迫於公眾，他們無法將她正式槍決，卻可以用最卑劣的方法，糟蹋一位清白女子的名譽。
同她一起被捕的還有當初主持丁玲的入黨儀式的潘梓年，外界，尤其是當時的組織，並沒有被紛紛擾擾的謠言所迷惑，他們迅速成了營救小組，以樓適夷為組長，有效而積極地展開了各種營救活動。一位清白堅貞的女子，仿佛隻是蒼茫人世中的一粒塵埃，並不需要費這樣大的力氣，這樣浩大的聲勢，然而他們不止是出於人道的仁義，也不止是看在丁玲死去的丈夫的份上，他們要救的就是這個人，無關其他。
飛過滄海的蝴蝶，可以感動溫柔的風。而丁玲這樣一位柔弱的女子，她為未來而奮鬥努力過的一切，就像是滴水驚動的波瀾，即使靜默無聲，卻將漣漪從心處泛到了深處。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都為之伸出了援手，而曾與他們交好的國際友人，羅蘭·羅曼，巴碧塞等人都發出了要求公義的呼聲。這一切，當時還被困在黑暗中的丁玲，自然是無法得知的，但當她脫離苦海之後，這些曾之於她的恩義，便牢牢地記在了心上。
後來“文革”中，她被背負了“叛徒”的罪名，說來可笑，這罪名的理由，不過是因為她曾經被捕，卻活生生地回到人間，僅此而已。沒人知道她在那時候遭遇了什麼苦難，就是這樣理由，在她命途多舛的人生中，又帶來了一重冰天雪地。那些人以為，她既然被捕，就應該大無畏地從容赴死，然而她沒有，既然她活下來了，無非是出賣了黨的叛徒，就應該接受懲罰。這個理由，是多麼荒誕與可笑嗬，卻偏偏連反駁辯解的機會都尋無可尋。
是的，他們是有更宏偉可靠的證據的。當時丁玲與潘梓年被捕後，應修人為了尋找他們而來到丁玲家中，卻中了敵人的圈套，走了埋伏中。敵人那樣多，他孤身一人，自然寡不敵眾。他不願意束手就擒，毅然從二樓的窗戶上翻身而下，就這樣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於是丁玲的罪名中，便這樣質問，既然有同誌當時是為了同敵人搏鬥而死，為何你還活著呢？
曾幾何時，連活著都成了罪過。那些人不懂，活著，是上蒼所賜予的最珍貴的禮物，如若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時刻，生命，始終是最沉重的。活著，不僅隻是一個人在活著，而是含著無數人的寄托希冀活著。生養之恩，豈容隨意糟蹋浪費。連一草一木，一花一葉都在用盡力氣，隻為在這個世上多存在片刻，更何況是萬物之長的人呢？
沒人願意放棄自己的生命，即使是那些為了理想而犧牲的戰友們。在生命最後的片刻，他們即使慨然赴死，也眷戀人世的種種美好，而這些，一旦離開這個世間，就消散無蹤。僅有一次的生命，他們不是不珍惜的，隻是有太多的無奈。裴多菲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隻有理想重於千鈞，才會在危急關頭放棄生命，這是為了理想而生的鏗鏘道義，也是為了靈魂的高貴。如若可以活著，又為什麼要選擇死呢？活著，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情，也隻有活著，才能繼續為理想，為未來，為國家奮鬥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