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學習中國文學史，知道文學的產生來自於勞動。人在勞動中有所思所感，發而為聲，便為音樂；記之以文字，便成了文學。據考《詩經》的大多篇章就是如此得來。《詩經》不是一般的作品，它是一部經典，也可以說是中國漢語言文字產生之初的最早一部曠世之作。細細品讀《詩經》，你會覺得它真是了不起，在文學剛剛萌芽之初，它竟那麼豐富而凝練地創造出了那麼多的詩之精華，不由人不歎服。當然，這種歎服不僅僅止於詩歌寫作或韻文的寫作，對於敘事文學而言，它仍舊是一座後輩仰止的高山。《詩經》中的文字往往是“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不含一點多餘廢話的。比如描寫姑娘，後世的作家幾乎用盡了所有的想象，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拿來作比，但所寫的姑娘就未必十分入味，而《詩經》隻用一句“窈窕淑女”。“窈窕”一詞用現代漢語解釋似乎很含混，可理解為“美好貌”。美好貌是什麼，說不清，它既不是指姑娘的鼻子，也不是指其眼睛，它隻是一個模糊而所指不明的形容詞，如果硬要橫挑鼻子豎挑眼的話，它其實跟魯迅先生所批評過的“巉岩”一詞同樣不精確，不地道。但細細品味，卻發現對於“淑女”來說，“窈窕”這個詞是多麼美妙多麼富有想象啊。別的不說，你光是讀一讀這兩個字的發音，便會於想象的空間製造出無數個自己心儀而美麗的女子來。再說敘事。敘事同樣是《詩經》中為人稱道的高妙之處。它的敘事不是平麵或靜止不動的，而總是在立體中一波三折，迂回往複。比如《將仲子》。《將仲子》其實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民歌，名為托情，實為敘事。它借一個懷春女子之口，勸情人別爬過牆頭到她家來。文分三段，三段文字大同小異。大同之處在於，她總是不厭其煩地勸仲子別找她，找她怕別人恥笑，而她所怕的別人，三段文字中對象各有不同，一怕父母，二怕諸兄，三怕鄰裏，雖所怕不同，卻似乎重複囉唆，使人免不了有絮絮叨叨之嫌。但細品味之，卻發現很符合一個身居閨闈的小女子“懷春”時的戰戰兢兢、越思越想越後怕的真切心理。小異之處在於，她勸仲子時用了三個幾近重複的細節：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無逾我牆，無折我樹桑；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這三個細節，卻是實實在在於微妙之處下了工夫的。“裏”“牆”“園”，其實是一個居民所住院落的三個部位，它由外到內，分別是一個院子的外牆、內牆和園牆，而所折之物也逐漸從普通的“杞”到越來越貴重的“桑”和“檀”了，一邊是小女子幸福而心弦怦動的緊張，一邊是小夥子大膽熾烈的勇往直前。在短短的十數個句子裏，將一場有滋有味的愛情描述得如此驚心動魄，這不得不讓人扼腕歎上一歎。
之二
韓愈是唐朝著名的作家，是文學史上留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但寫出了許多為後人敬仰的名篇佳作，也提出了“文以傳道”這樣一個文學觀點。文以傳道，蓋言文學的功能與作用，究其實，也隻是一家之言。文學的功能在古今中外的大師那裏多有論述，但在中國，文以傳道卻是一個根基很深的理論主張。因了這個主張，操持文學的人便把文學看得很高尚，很神聖，覺得這種以煎熬心血為代價的工作，自然要比其他肩挑手提的行當高貴得多，於是在揮灑文字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就要為國家和社會承擔一點什麼，分解一點什麼。殊不知韓愈在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正為朝廷命官，他的許多文章其實是為皇帝書寫的諫言與奏章。這個三歲成孤的人，二十五歲中進士，二十九歲入仕途，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靜夜思之，免不了產生一些抵觸情緒而想用曆代聖賢教訓今人。他自己也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在監察禦史任時，曾因關中旱饑，上疏請免徭役賦稅，指斥朝政，被貶為陽山令。元和十四年，他又因諫迎佛骨觸怒憲宗，幾乎被殺，幸被同僚相救才免一死。他的那篇奏章也因言諍理直被世人傳誦一時。在古代，因文章被殺的人很多，但隻有韓愈才領悟並提出了文以傳道這樣一個文學主張。他的這一主張自然有大量的文學實踐作為依據，別的不說，他的許多論說性質的文章如《師說》《原毀》等就為後人樹立了道德文章的典範，而那篇如泣如訴的《祭十二郎文》，則成了後來抒情散文的常用教材。文以載道，不平則鳴，這其實是韓愈對自己數十年文學實踐的概括與總結。細讀韓愈，覺得文章之事確實不是一項簡單而輕鬆的工作，它至少不能與後來人所說的“玩文學”中的“玩”相提並論。正因為如此，後世效法他的作家便倍感沉重，認為文章自與“經邦濟世”之舉同，便免不了憂心如焚，滿目焦灼，想著要把一個時代思考一番指點一番。他的這一文學主張給後世作家留下了可資借鑒的思想，但同時也培養了許多人自以為是的勃勃野心，以及頤指氣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