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深秋的一個傍晚，周總理來到東四八條章士釗先生住處訪問，向章老了解香港的一些情況（章老在香港有一位夫人，他每年去港看望一次，當時正從香港回北京不久），這次，總理順便到前院看望了先父（章老當時住在我家後院）。我的大哥朱澤農、姐夫章以吳和夫人羅婉容（章以吳原娶我二姐朱淇筠，我二姐病故後，續娶羅婉容）等都在場。
寒暄了一陣以後，總理說他在北戴河看到一通碑文，上麵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問先父知不知道。先父說：“民國2年，我任內務部總長，舉辦縣知事訓練班時，他是我的門生，當時他正在臨榆縣知事任內（北戴河屬於臨榆縣治）。”總理打趣地說：“那你比我大兩輩，我和章文晉同輩了。”
這樣把話題扯開以後，總理詳細地詢問了先父的起居，並問生活上有什麼困難。又問：“送給你的《參考消息》，收到了沒有？”先父說：“他們每天都拿給我看，字太小，沒法看清楚。”總理說：“這是專治我們老年人的，叫我們看不見。”他當時即指示秘書，以後給老人的文件一定要用大號字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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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和大家在一起，談笑風生，平易近人，一點沒有架子。先父讓總理煙時，他說，他不吸煙，隻是在同馬歇爾談判時吸過一個時期，因為太費腦筋；後來就戒掉了。他又說，我愛喝酒，茅台酒能喝一瓶。正閑談間我的兒媳徐緒玲下班回來，在和總理握手時，我介紹說：“她是徐世昌的侄女。”總理說：“徐世昌，字寫得好，中南海有許多他寫的屏風，有空你(指徐緒玲)可以去看看。”
先父出於待客的禮節和對總理這樣一位貴客的敬意，執意要家人上茶。總理隨行的保衛人員為了對總理的安全負責，便向我們家裏人擺手，示意不要送茶。我們對於先父的心情和保衛人員的職責都是理解的，但是越是理解雙方的心情，也就越感到左右為難。最後，出於對總理的一片敬意，隻得將茶杯和糖果放到了中間的桌子上。先父眼花耳聾，沒有看清以上的情形，仍在不斷催促我們“上茶”“上茶”。沒想到這時總理親自走過去，坦然自若地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後將茶杯放到了自己身旁的茶幾上，並且還吃了送上來的糖果。總理的這一舉動解除了我們尷尬的處境，使我們十分感動。那天總理乍來時，我們全家人的心情是既喜悅，又有一些“誠惶誠恐”，總好像在總理和我們之間有一種無形的距離。但當總理喝了茶、吃了糖以後，那種拘謹的氣氛就一下子消失了。總理的坦率、平易、誠懇、親切和對人的信任，像一股熱流溫暖著我們的心。
先父耳聾，在和總理談話時，經常打斷總理的話，總理總是耐心地對他反複加以解釋。當總理談到黎元洪時，先父聽不清，幾次問總理，總理耐心地一次比一次提高聲音回答，還笑著解釋說：“大總統嘛!”每當先父打斷總理的講話時，我們就向他擺手，示意不要打斷總理的話，總理看到後說：“不要阻止他，讓老先生說麼！”總理這種平易近人的作風，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父當時對文字改革有些不理解，在談話中說：“是不是改革以後，我們這些老頭子都成了文盲啦？”總理聽罷大笑，指著在座的章士釗先生說：“他參加了會嘛！情況他都了解，以後請他給詳細介紹介紹。”先父在葬俗上思想較舊，擔心身後被火化，在總理快要告別時，他對總理說：“國家不是說人民信仰自由嗎，我不願意火葬。我死了，把我埋在北戴河，那裏有我繼室於夫人(即我的母親)的塋地。我怕將來辦不到，所以才和你說，你幫我辦吧!”我們沒想到先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忙去阻攔，但是總理卻又一次製止了我們。等先父說完後，總理對著他帶的助聽器話筒說：“我一定幫你辦到，你相信我，放心吧!”先父聽到總理的回答，連連點頭，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神色。
朱啟鈐和周恩來的這些交往，把北洋人物和新時代完美地結合起來了。如果不是朱啟鈐的高齡，如果不是周恩來的坦率待人，這個佳話可能根本就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