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民國的江湖 第一章 中國最後一個俠客
俠之大者
1932年4月29日。這天是日本皇帝裕仁的生日。請注意，是“皇帝”，不是“天皇”。“天皇”是日本皇帝糊弄日本人、同時給自己壯膽的名稱，我們中國人沒有必要跟著用。叫他“日本皇帝”已經足夠尊重其人格了。中國官方和媒體向來都是跟日本皇帝叫“日皇”的，但隨著時代變遷，竟然也大咧咧流行起“日本天皇”來，這在素來注重“義例”的中國文化裏顯得太過突兀。其實，“日皇”已經足夠中性，“天皇”未免太過自損人格。
日本皇帝的生日當然和中國人一毛錢的關係也沒有，但日本偏要跟中國人扯上關係。日本總是這樣，就像一個女人，為了得到自己心愛的男人，不惜打他、害他、毀滅他，甚至隻要和他產生一點聯係就很滿足。不久前，日本軍隊剛剛在上海打贏了中國軍隊。靠著這個勝利，他們提出了一係列蠻橫的條件。——就像一個悍婦打了架之後經常做的那樣，而中國的國民政府竟然全部答應了。這就是讓中國人快要窩囊死的《淞滬停戰協定》。
《淞滬停戰協定》內容很多，但中心思想就一句話：日本軍隊可以正大光明駐紮上海，中國軍隊不行。
日本人總是不滿足於在戰場上打贏中國人，他們還想從心理上征服這個他們曾經的崇拜對象。因此，一些徹底擊碎中國人的自尊心的辦法出來了，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在皇帝生日這天炫耀國力，逼中國人承認現實。這在所有辦法裏麵自然是最愚蠢的一個。
我們都知道上海是一個因為租界地多而亂出名的地方。但在上海的各國租界地裏麵，本來沒有日本的份兒，這讓日本人在“列強”行列裏似乎顯得很沒地位，於是靠著移民、買地、蠶食，硬是在虹口附近占了好大一塊地。說白了，這塊“租借地”是死皮賴臉“蹭”來的。日軍的慶祝大會自然選在了位於這塊“租借”的虹口公園。大批的日本軍隊和僑民湧向這裏，報紙上也大肆報道。中國人簡直就像被人打成重傷後還要被當眾扇幾個耳光。
不用說，全中國都怒了。但這口氣憋幾億人的肚子裏，怎麼也出不來。這時的中國，連站出來向日本人瞪一眼的人都快找不出來了，還有誰能站出來給國人出氣呢？
讓我們盤點一下當時中國所有的勢力，看看誰能最終站出來。
中國最大的勢力——國民政府——沒有站出來。
國民政府不久前才因為“不抵抗”丟了整個東北，現在如法炮製，又丟了上海。國民政府為了避免和日本政府開戰，幾乎用盡了一切妥協，又怎麼能指望他站出來給國人出氣呢？
中國最激進的勢力——中國共產黨，這時正被國民政府壓縮在江西的大山裏，他們就算最願意站出來，也心有餘而力不足，而且遠水不解近渴。
上海灘最大的民間勢力——青幫，也沒有站出來。上海灘的“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一貫是“西瓜偎大邊”的典型黑社會，他們的“業務”是欺壓百姓、勾結官吏，誰有勢力就投奔誰，指望他們不惜血本來支持民族大義，真是癡人說夢。
說明白一點，當時的情形就是“黑白兩道”都當了縮頭烏龜，老百姓幹生氣沒有辦法。
正是看透了中國人的懦弱無能，日軍更加肆無忌憚。日本在中國的全部要員幾乎都來到了虹口公園，他們是：
白川義則，日本派遣軍總司令；
河端貞次，日本駐滬留民團行政委員長；
重光葵，日本駐華公使；
野村吉三郎，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大將；
植村謙吉，日本第九師團長，中將；
……
日本人總是自詡最了解中國人，可他們往往把真正的中國精神忽略掉了。是的，中國的黑白兩道都縮頭烏龜了，但中國還有一個人，他在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站出來了，他就是：
王亞樵。
日本人大概早就忘了上海有個王亞樵，但十九路軍的精神領袖陳銘樞沒有忘記。
陳銘樞，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淞滬警備司令，十九路軍的龍頭老大。在十九路軍的抗戰中，他是中心人物，也是最窩火的人。蔣介石能咽下這口氣，他陳銘樞可不能。眼看日本人要在虹口公園公開耀武揚威，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不能再忍了。這一刻，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王亞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