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有著強烈的自我創業、自我發展的欲望，有著深厚的務工經商傳統和商品經濟意識，有著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艱苦創業精神，憑著這股精神，浙江經濟細胞不斷裂變，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使得一些原本是掌鞋的、打鐵的、縫衣服的、修打火機的等普通勞動者成了百萬富翁、千萬富翁，成長為國內著名、世界知名的企業家。
——經濟學家 李興山
浙江人熾烈的企業家精神、卓越的經商能力由此可見一斑。浙江人當老板的意識極強，今天幫著打工，明天就爭取入股，後天可能就與你競爭了。和其他地方的大老板往往來自轉製後的國有企業或者集體企業不一樣，有統計說，浙江民營企業100強裏麵，約有90%的老板出身於農民、工人、裁縫、修鞋匠等階層，因此有“草根浙商”的說法。換言之，浙商是典型的“草莽英雄”。這些在中國改革開放前20年裏成功的企業英雄，能否在新的世紀永續“浙商不敗”的神話？麵對境內外不斷崛起的強大的競爭對手，浙商正在麵臨優勢流失與先天缺陷。
一、浙商粗放型管理暴露先天缺陷
與跨國公司相比，浙商賴以生存的融資、效率、模仿等所謂優勢幾乎蕩然無存，在公司治理方麵的先天缺陷日益暴露。
1.外資並購意味著“浙商的冬天”即將來臨
逐漸襲來的“外資並購民企熱潮”開始引起浙江官方的密切關注。浙江省發改委啟動一項調研，直指近來浙江省發生的多起民企遭跨國公司並購事件。業內人士分析，這波外資並購潮隱藏著對浙江產業安全的威脅，可能正是官方開展調研意圖的核心所指。省發改委曾在一季度經濟形勢報告中發出“外資並購”預警，要求“關注外資新動向”，“即國外強勢企業意圖將浙江省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扼殺’在變強之初，從而影響浙江產業安全”。
2006年12月，當德國施耐德電氣和浙江德力西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之後，不安的情緒在浙江溫州市柳市鎮開始逐漸彌漫起來。柳市是中國著名的低壓電器之都，低壓電器產品占據了50%的中國市場。
幾天後，德力西的老對手——浙江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將炮口對準了這次並購，高調呼籲警惕外資產業壟斷。南存輝向媒體呼籲：“政府一定要看清楚，跨國公司跑到這個鄉下地方來幹什麼？它的目的就是壟斷，在低壓電器領域高、中、低端通吃！跨國公司慣於用標準、專利、收購、誘惑、威脅、汙蔑等一切手段來達到目的。”
與南存輝激烈的情緒表達方式相反，浙江省和溫州市的相關領導都對這次合作給予了充分肯定，認為引進施耐德電氣這樣的世界500強企業對於當地經濟來說，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德力西與施耐德的合作，將會引發新一輪的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競爭，這是政府願意看到和提倡的。從當地政府的角度看，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機會，對於溫州民營低壓電器企業是一次新的發展機遇。
事實上，在此次“炮轟事件”之前，正泰集團與施耐德曾有過長達10年的耳鬢廝磨。10年來，施耐德多次提出收購正泰股份組，並且一再降低收購標準，但均遭到南存輝婉拒。10年等待成為泡影之後，施耐德轉變並購戰略，直接收購正泰的對手德力西。
確實，外資並購對浙江企業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程惠芳認為，“最直接的影響是不利於浙江民營企業自主品牌做大做強；另外，一旦優質民企被外資並購，後者難免掀起價格絞殺，對行業形成壟斷性傷害。這也是蘇泊爾案遭受質疑的主要理由之一。凱雷收購徐工案由於事關國資流失及大型裝備製造業保護等，國家會進行幹預，但對民企來說，還缺乏相應幹預機製”。
無獨有偶，與正泰集團炮轟施耐德相似，杭州汽輪力阻西門子與武漢長江動力的合資事件，再次引起媒體對浙江商人的普遍關注。不久，杭州汽輪動力集團通過媒體“公開發難”，指責“西門子與武漢長江動力的合資別有用心”，涉嫌行業壟斷，可能危及國家產業安全。據了解，在公開反目成仇之前，杭州汽輪、西門子兩家中外企業已經持續合作了30年。最後，雙方於2004年終止合作關係，終止合作關係的原因與“正泰、施耐德”如出一轍：西門子提出組建由其控股的合資公司，而杭州汽輪堅決不同意。
同樣，由浙江愛仕達牽頭的六企業聯名抵製法國SEB集團並購蘇泊爾合資案，早已在業界鬧得沸沸揚揚。2006年8月，蘇泊爾發布公告稱，公司與法國SEB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SEB最多將持有蘇泊爾61%的股份，如果協議順利完成，那蘇泊爾將成為外資控股企業。
幾天後，蘇泊爾的老對手——浙江愛仕達率先“發難”，稱SEB通過蘇泊爾進入中國市場後，將產生行業壟斷局麵。隨後，沈陽“紅雙喜”等國內另外五家炊具企業紛紛響應。六家公司在北京發表《關於反對法國SEB集團絕對控股蘇泊爾的緊急聯合聲明》，共同抵製蘇泊爾並購案。在聯合聲明中，六家企業作了言之鑿鑿的假設：一是如果法國SEB集團絕對控股蘇泊爾，將會壟斷中國相關產品市場；二是一旦這種並購成為事實，目前行業良性競爭格局將變為以價格戰、廣告戰等為先導的惡性競爭。聲明請求國家有關部門高度關注此次並購給整個炊具行業帶來的嚴重後果，盡快、果斷叫停該並購行為。
這一係列的由浙商牽頭“炮轟”外資並購事件，讓許多關注浙商的人浮想聯翩。曾經風光無限的浙江商人，為什麼近來表現得如此急躁和不安？對於浙江企業來說，外資並購就意味著“浙商的冬天”即將來臨。為此，程惠芳認為，在不違反WTO承諾的前提下，如何對發生在量大麵廣的一般製造業龍頭民企中的外資並購進行有效監督，是相關部門亟須麵對的課題，也是浙江企業必須麵對的難題。
2.粗放型管理使浙商喪失絕對的優勢
擺在浙江企業麵前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那就是粗放型管理。在創業之初，粗放型管理並沒有對浙江企業有多大的影響，但是，隨著中國加入WTO之後，市場全球化就擺在了浙江企業麵前，為此，粗放型管理不僅阻礙了浙江企業的發展，而且還為浙江企業帶來諸多的障礙。許多行業專家研究發現，一係列的由浙商牽頭“炮轟”外資並購事件的企業中，那些率先發難的企業都具有以下四個方麵的共同點：
其一，都是行業三強。愛仕達是炊具行業排名第三，正泰是中國低壓電器領域第一，杭州汽輪則多年來位居中國汽輪發動機第一。
其二，都認定外資並購後將發起價格戰絞殺對手。未戰先怯，是兵家大忌。而近來浙商自亂陣腳的糟糕表現，的確暴露著他們孱弱的心理。
其三，都指認外資並購涉嫌壟斷，危害國家產業安全，希望政府出麵製止。他們的手法如出一轍，聲音裏都帶有如臨大敵般的顫抖，就像那些被變故嚇壞了的孩子，驚恐的目光裏渴望得到大人的庇護。
其四，都把自己定義為民族工業，維持目前市場格局，即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
管理粗放仍是浙江企業長不大的“內傷”，從曆史上看，浙江相當一部分企業是在短缺經濟條件下依靠賣方市場，以小攤小販、小作坊的方式積累發展起來的，很少經過現代經營管理的熏陶和市場競爭的洗禮，在當前逐步規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粗放落伍的特征越來越明顯。另外，由於管理層次低，管理者多是“七大姑八大姨”，技術人才多數不願在此供職，認為沒有前途。能否把一場看上去要贏的足球比賽踢贏，是衡量一支球隊是否成熟的標誌。同樣的道理，能否把公司的戰略出色地執行到位，也是衡量一個公司管理層是否成熟的標誌。但是浙江企業的董事長或者總經理大都缺乏一種穩健踏實的行為及思維方式，行為和思維方式呈現出太多的跳躍性，迷信靈感、相信超常規發展，著迷於奇思異想，認為隻有這些才是企業發展的真正動力。這種思維定式的結果就是輕視踏踏實實、循序漸進的工作作風，造成經營管理上的非理性、狂熱性、盲目性、模糊性、不可捉摸性。如果這種方式果真能夠帶來企業利潤的增長倒也罷了，但我們認真看一看事實就會發現，在這種思維方式下，中國大部分家族企業都是翻船和翻車。確實，對於浙江企業來說，粗放型管理已經阻礙了全球化競爭，在浙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快速發展壯大的20年裏，中國也在一步一步走向世界，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如前文所述與跨國公司相比，浙商賴以生存的融資、效率、模仿等所謂優勢幾乎蕩然無存。即使與國內的企業相比，浙江企業早期的組織優勢也在逐漸減弱，有些甚至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弊端。這些弊端包括：
第一，融資環境。早期的浙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並不比其他省份寬鬆。由於受到信貸體製的歧視，它們同樣無法從銀行貸到錢。那些急需資金發展的企業為了生存，便從親朋好友處借貸。這種獨特的民間資本拆借由於順應需求，一開始就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但是，一旦企業要做強做大，民間信貸對於大企業來說根本就不能滿足，從而阻礙企業的發展。
第二，家族化管理。這種以血緣關係凝結而成的組織結構管理模式，在企業剛剛起步之時往往顯示出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但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家族人員的知識、視野、管理水平常常不能適應新的需求。而中國職業經理人製度不健全，用人環境不規範，使得民營企業很難找到真正適合的人才，因而在人才選拔上瞻前顧後、縮手縮腳。
第三，戰略規劃匱乏。更多的企業存在嚴重的投機心理，戰略規劃模糊不清，企業戰略搖擺不定。在一個行業裏取得短暫優勢，便盲目擴張消耗資源，往往在企業真正需要的研發、打造核心競爭力方麵縮手縮腳，最後失去競爭優勢。其實，戰略規劃常常反映出一個企業的組織智商。
第四，技術缺失。在模仿為主的企業發展背景下，對創新技術的漠視便順理成章。而企業模仿大多屬於比較低級的模仿，即模仿的隻是形似，而無法做到傳神，更不要說創新。消費者對產品的付費規律仍然是：對創新的新技術和新產品願意付高價，而對優質但雷同的產品付低價。沒有創新技術和新產品，企業必然失去持續發展的動力。
3.浙商真正的敵人不是競爭對手，而是眼前的利益
近來，有關競爭力的各種論點開始流行，特別是已經中國加入WTO的現實，更多中國企業開始認真思索自己的生存空間與生存地位。確實，對於浙江企業來說，最根本的敵人，不是其競爭對手，而是浙江企業的眼前利益。“步步高”運動鞋南京一級代理黃雄說：“離開章慶洪不是一種背叛，加盟紅橋純粹是商人逐利的天性使然。誰給我們的利益多，我們就跟著誰幹！不要用道德的評判標準來看待我們的舉動。”當然，一錘子買賣就能使企業賺得缽滿盆溢，誰還會去花上十幾年的積累去搞以技術為本的創造？當投機取巧成為一種思維，當輕研發、重抄襲成為一種習慣，整個行業的悲劇也就隨之而來。思維和習慣是一種最強大的力量，它有一種慣性，驅使一個企業和企業家往明知錯誤的方向走。思維和習慣不改變，被收購或者消亡是遲早的事，也是注定的事。
確實，曾經風光無限的浙江商人“草木皆兵”的糟糕表現，也許可以讓更多的中國企業意識到：新一輪的外資並購浪潮已經來臨。但是，那些曾經寄希望於國家行政幹涉的，作出行業壟斷，甚至威脅國家安全的論斷，顯然並沒有得到國家權威部門的認可。與今日跨國公司大舉壓境的情形相似，浙商的先祖，2500年以前的越國在同一片土地上，卻給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虎視眈眈，屯兵於吳越邊境，伺機吞並弱小的越國。麵對吳國大軍壓境，越國上下臣服吳國之聲漸起，以大將軍石買為首的“主降派”甚至斷言：與吳國交戰，是置百姓於水火，猶如以卵擊石。在江山未穩、人心不一的情況下，越王勾踐重用楚人範蠡、文種，率眾迎敵。勾踐派“敢死隊”自殺於吳軍陣前，趁吳軍驚恐慌亂之際率軍突擊，吳軍大敗。吳王闔閭被越國大將靈姑浮擊傷腳趾，命喪於逃亡途中。這就是“槜李之戰”。
浙江的製造企業，成本優勢是存在的，我們現在最缺的是核心技術。如果核心技術老是掌握在別人的手裏，一定是它打死你，中國企業就隻能出賣廉價勞動力。我們要盡快掌握核心競爭力，不能僅靠別人加快技術創新。我們可以采取收購的方法，瞄準機會，得到核心技術。這種辦法使我們跟國外同行的差距一下子縮小了。一個真正富有競爭力的可以和跨國公司同台競技的企業，不是政府保護出來的，也不是僅僅依靠模仿就具備持續競爭能力的。保護，並不能促進行業的健康發展，卻會時常阻礙技術創新，從而使整個行業喪失發展動力。全球一體化時代已經來臨，世界正在變成一個大舞台，昨天的成功已如過眼雲煙，昨天的經驗也許不值一提。要想在這個大舞台上立足，三腳貓的功夫遠遠不夠。如果不能製造出性能優良的產品，不能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不能擁有核心競爭力，眼前的繁榮都是暫時和虛假的。
對於浙江企業來說，自主創新勢在必行，因為一直以來，浙江很多企業陷入了技術上的空洞主義和研發上的拿來主義，在最終導致企業整體競爭實力逐步下降的同時，也陷入了缺技術、輕研發、重抄襲、全拿來的經營和成長怪圈。盡管如此，同業內競爭卻仍非常善於打價格戰，試圖以此來遏製競爭對手的發展，拖垮別人，而結果是大家在消耗別人實力的同時，犧牲了社會資源和顧客利益，也把市場機會拱手讓給了國外企業，從而影響了整個行業自身的健康成長。有人預言，2009年，將成為一個風起雲湧的外資並購年。麵對洶湧的外資並購浪潮，真正可怕的不是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中國本土企業創新精神的萎縮，以及企業家光榮與夢想的不複存在。也許，與我們一水之隔的日本、韓國企業的成長經曆，可以給我們一些啟迪。索尼、三星等日、韓企業在本國市場的生存環境遠遠比中國企業複雜殘酷。因為國內市場狹窄，所以它們不得不一開始就具備國際視野，立足到國際市場上去打拚，並且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體現在獨一無二的產品上。日韓企業深知，技術是企業生存之根本，用創新技術為消費者創造獨一無二的產品和性價比，是企業發展的唯一路徑。因此，它們格外看重新技術，甚至不惜舉巨債搞科技攻關。而中國的企業似乎比它們幸運，中國寬闊市場孕育的眾多機會，使得中國公司隻要製定一整套品牌渠道發展戰略，保證在廣告上持續投入，而不需在研發上動真格的，就可以坐擁市場的無限風光了。
跨國公司大軍壓境的現實，也許會讓更多的中國企業改變原有的思維和習慣，更多地關注企業的長遠利益，更快找到自身的核心競爭能力，更快地在新一輪的產業升級和技術更新中找到自我，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光榮和夢想。若如此，才真正是於企業幸甚，於國家幸甚，於民族幸甚。
二、小農意識將成浙商難跨的門檻
農民“小富即安”的思想會讓他們取得小的成功後停滯不前；不具備國際化的視野和品牌意識。“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老板思維讓他們很難走向強強聯合，在國際市場上不具有競爭力。事實上小農意識對企業家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但在關鍵時候，這種影響也是致命的，有可能成為浙商難以逾越的門檻。因此，如何積極從“草根”的禁錮中走出，成了橫亙在浙商麵前的一道難題。浙江人經濟的整合、引導已日顯緊迫。浙商應該有深刻的危機感，浙商要往思想的深處走。民營企業家必須是創業者又是思想者，既保持激情又擁有理性，過去靠膽子，現在還要靠腦子。魯冠球有句名言：“科學發展觀就是教會我們如何科學地賺錢和持續地盡社會責任。”邱繼寶也有一句名言：“技術上的飛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飛躍。”浙江有不少民營企業積累了三五百萬資產，就認為原始積累完成了，其實這是不正確的，中國有句老話，“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這個“竹”就是代表文化、代表知識、代表倫理道德。浙江的企業在完成實物資產的積累以後，必須繼續先人一步努力積累倫理的、無形的、自主的知識產權，創建不同於他人的品牌價值。
1.農民出身是浙江商人很明顯的烙印
浙江自古人多地少，明清時的商貿就已經比較發達。這樣的環境很容易催生浙江人的經商意識。中國經濟改革轉型初期，大量的浙江農民成為這種創業衝動的第一批受益者。可以說，農民出身的草根性已經成了浙商身上最明顯的時代烙印之一。浙商70%以上隻有初中以下學曆，近80%出身農民。然而，正是這樣一個群體，民營企業創造的產值，卻比廣東大一倍，成為中國第一大商幫。
為此，媒體質疑，為什麼浙商自主創新能力很強，而且他們所擁有的很強的資源調配能力的創業型企業家精神首先會從農民中迸發出來？對此問題，姚先國指出，這是和中國的國情密切相關的，中國大量的農業人口數目形成了這一特殊的環境。在全球範圍內，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經濟改革比中國早，但其轉型的速度卻沒有中國快，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有最廣大的農民群體。較低的生活水平使得他們在經濟政策放開的時候，更容易有出來創業的衝動，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存留的計劃經濟弊端反而成了這些農民創業獲得第一桶金的有利條件，而農民特有的吃苦耐勞精神也是民營企業創業之初必不可少的。
在創業初期，浙江人務實、肯吃苦的精神也保障了他們創業的成功。“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這是很多浙江商人在發跡之前走過的路。對此，農民出身是浙江商人很明顯的烙印。當然，在現代企業製度管理的今天，浙商的主要限製是家族管理、傳統產業和資源短缺限製基礎上的單打獨鬥、弱小分散和褊狹的局限。浙商的獨立性主要是個體的獨立性，個人或家庭獨資的企業比較多。山西財經大學教授孔祥毅在比較晉商與浙商之後指出，在企業製度方麵，晉商是股份製，而浙商是獨資；在治理結構方麵，晉商是兩權分離，浙商是兩權集中；在機構設置方麵，晉商是聯號製，浙商的分支機構少。浙商具有單打獨鬥的特點和局限。浙商的單打獨鬥既表現在企業之間缺乏合作或聯盟，也表現在企業內部缺乏資本與資本、資本與勞動、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合作。當今時代是一個競爭與合作共存的時代，合作既是競爭的手段和工具，也是對競爭的超越，直接是經營的目標之一，是核心競爭力和長期獲利的重要源泉。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祥榮教授說，浙江貨是便宜貨、大路貨，具有同質性，缺乏差異性，往往會形成惡性的價格競爭，市場績效比較差，加上外生的國際貿易中介，不利於企業家和浙江企業的形成和發展。特別是由於浙商的單打獨鬥也決定和造成其弱小分散，企業的規模小、實力弱、技術水平和產品檔次低、獲利能力差、企業內部和相互間的聯係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