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輯 心懷博大的人文情懷
清華是世界一流的大學，它的可貴之處不僅在於其重大的科學貢獻，更在於其永遠站在人文關懷的角度，始終關注人的自由、全麵發展，關注人本身的精神需要。梁思成先生的“走出半人時代”，既是在當時的曆史情境下提出的現實問題，也能夠為今天我們“以人為本”和“人的全麵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
考慮到祖國的榮譽
1914年，馬約翰應聘到清華大學任教，當時他的想法很簡單：清華每年要送100名學生去美國學習，被送的學生在身體方麵也應該像樣一點，不能把帝國主義蔑視中國人的所謂“東亞病夫”送過去。馬約翰的建議受到了學校當局的重視，清華在體育設施方麵很快就有了很大的改進。當時，馬約翰動員學生重視體育的目的，還仍然停留在樸素的愛國主義層麵。他說：“從我來說，我主要是考慮到祖國的榮譽問題，怕學生出國受欺侮，被人說中國人就是弱，就是‘東亞病夫’。因此，我常向學生說，你們要好好鍛煉身體，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勁，要去幹，別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們能玩什麼，你們也要能玩什麼；不要給中國人丟臉，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別人一發狠，你就怕；別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國學生，在外國念書是好樣的，因此我想到學生在體育方麵，也不要落人後，要求大家不僅念書要好，體育也要棒，身體也要棒。”
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清華的學生中普遍存在著隻重視讀書而輕視甚至是忽視體育的傾向，大多數人不僅沒有進行體育活動的良好習慣，就是正式的體育課也不大願意參加。為了扭轉這種局麵，學校曾不得不采取某些強製鍛煉措施，例如，規定每天下午4點到5點，所有學生都必須到室外進行體育活動，並且將圖書館、教室、宿舍統統鎖上，不讓他們留在室內。但就是這樣規定也仍然有不少人雖然離開了教室和宿舍，卻躲到樹林或是其他一些僻靜的地方去看書或休息。這時候，馬約翰便到處去搜尋學生，動員他們去跑、去跳、去打拳、練劍，等等。在馬約翰和各有關人士的支持下，學校還規定學生必須在體育方麵達到一定標準才能畢業，才能出國留學。這一規定對於清華體育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點石成金：
人才的發展不應該是片麵的單方向發展，而應該是全麵發展。一個智商高而身體素質差的人，終會因為身體的原因無法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繼續前進，從而在無形之中造成一種巨大的損失。要知道，一個愛自己的人才會懂得去愛別人、愛國家。
季羨林拍公益廣告
在一則以“尊師重道、薪火相傳”為主題的公益廣告片中，季羨林先生充滿感情地懷念他的母親和他的老師們——胡也頻、胡適、陳寅恪、湯用彤、馮友蘭、朱光潛，還有他的德國老師……
季羨林先生說：“科技發展，本來靠理工科，不過你沒有中國文化的基礎、世界文化的基礎，對將來的發展就會有限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要表現在什麼地方？還是得有文化基礎、文化底蘊。我們現在對人文科學的重視不太夠。”季先生說：“中國人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能做到的話，那國家也能安定團結，世界也能和平。”
公益片的導演張會軍說：“現在的公益廣告還沒有純粹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人們會反思中國在世界上靠什麼立足的問題。我們想用象征的手法，主要是用季老的形象和動作來表現，不用現代的動畫，實拍才最能體現人文關懷。”
點石成金：
要有“中國特色”就必須有中國自己的作風、氣派和文化底蘊，要建設“和諧社會”也首先要實現人的和諧，而所有這些都需要通過文化建設和人文關懷來實現。做不到這一點，即使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社會也極有可能危機四伏。科技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科技與人文並重，社會才能和諧發展。
愛國憂民的華羅庚
華羅庚從小就愛國愛民，胸懷大誌。抗戰剛開始，出於民族大義，他便放棄了留在英國繼續做研究工作的機會，毅然回到中國昆明。新中國成立不久，他又毅然放棄了美國的優厚待遇回國。
抗日戰爭時期，後方貪官奸商橫行，華羅庚十分氣憤，毅然寫道：“寄旅昆明日，金甌半缺時，狐虎滿街走，鷹鸇撲地飛。”當得知聞一多被暗殺後，他心中交織著強烈的愛和恨，寫道：“烏雲低垂泊清波，紅燭光芒射鬥牛，寧滬道上聞噩耗，魔掌竟敢殺一多。”
1946年，華羅庚應邀去美國講學，並被伊利諾大學高薪聘為終身教授，他的家屬也隨同到美國定居，生活十分優裕。當時，許多人認為華羅庚不會回來了。但新中國的誕生，牽動著熱愛祖國的華羅庚的心，他立即著手做歸國的準備。1950年2月，華羅庚一家橫渡太平洋歸來了。途經香港時，他寫下了《致留美學生的公開信》，“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歸去來兮!”他呼籲留學生們，“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
點石成金：
一個具有人文情懷的人不僅僅懂得關愛自己，更懂得去關愛他人、關愛國家、關愛天下，他們往往都心懷博大，將自己的關愛給予身邊的一切事物。常常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心中時刻都裝著世間的萬物。是的，在天地萬物間，人因“博大”而“偉大”。
走出半人時代
梁思成於1948年有一講演，標題是“半個人的時代”，談文、理結合問題。距離大師的講演又過了半個世紀了，但這個標題依然發人深省，因為我們還沒有走出“半個人時代”，而且，從世界範圍講，人的發展卻更加畸形化了。
愛因斯坦說過，科學技術隻能告訴我們“是什麼”，卻不能解決“應當怎樣”。科技隻能解決是非而不能給人以“價值”判斷。“價值”判斷需要另一個源泉——人文社會科學。科技與人文分離的結果，就兩個極端而言，出現了兩種畸形人：隻懂技術而靈魂蒼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侈談人文的“邊緣人”。
早在20世紀初，一些西方著名大學(如哈佛、MIT)就注意克服這種片麵性，探索文理彙通之路。他們雖然未必能達到拯救西方的目的，但他們的經驗卻對我們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