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批判哲學的先聲
康德的先驗學說
在18世紀歐洲哲學領域，人們注意力集中在認識主體與認識客體的關係方麵，形成了經驗論和唯理論兩大派別。
康德(1724～1804年)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人們一般將康德的哲學思想劃分為前批判時期與批判時期。早年他屬於萊布尼茨—沃爾夫唯理論學派，後來在休謨、盧梭等人的影響之下，經過長時間的哲學思考，他揚棄了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片麵性，於1781年以《純粹理性批判》著作問世，但語言過於晦澀難懂，此後他在此基礎上寫了一部“簡明本”《未來形而上學導論》。由此建立了獨具特色的批判哲學，不僅直接導致了德國古典哲學的產生，而且對現當代西方哲學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先驗三論 論證“可能”
康德的時代，存在了2000多年的形而上學已經衰敗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於是康德主張把形而上學事業放一放，來問一問它是不是可能的。形而上學一直以科學自居或企圖成為科學，對於一般科學知識的說明顯然有助於我們解決它的問題。我們有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如牛頓力學，它表明我們能夠“先天地”亦即必然地認識對象，然而沿著知識必須符合對象這一傳統的思路無法說明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因而康德嚐試將知識與對象的關係顛倒過來，主張不是知識必須符合對象，而是對象必須符合知識，即必須符合主體的認識形式。這就使我們證明了科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事物刺激我們的感官，提供了知識所必需的質料，而主體的先天認識形式則加工整理經驗材料形成知識，認識形式的先天性就保證了知識的普遍必然性。但是這也使事物劃分為它對我們的顯現和事物自身兩個方麵，對於前者我們可以形成科學知識，後者則是不可知的領域。由於以往的形而上學以不可認識的超驗對象為認識對象，當然是不可能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形而上學本身不可能。現象與物自身的劃分表明在受認識形式限製的經驗現象之外有一個無限的自由領域，這就為形而上學提供了可能性。康德批判理性的目的就是試圖通過先驗哲學對知識的限製，將形而上學“導”到一個新的方向上去。
康德認為如果說形而上學是科學，它就必須符合一般科學知識的條件，因而他首先確立了衡量一門知識是否科學的標準。科學知識隻能是由既擴展知識的內容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形式的“先天綜合判斷”所構成的知識。這樣，康德就在其哲學學說中首次提出了“先天綜合判斷是怎樣可能的”的問題，並且把這個問題具體分為“純粹數學是怎樣可能的”、“純粹自然科學是怎樣可能的”和“一般形而上學是怎樣可能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純粹數學是怎樣可能的”相當於“先驗感性論”。在康德看來，數學是先天綜合知識，它必須依據直觀而且是先天的直觀。那麼，對於對象的直觀如何能夠先於對象而存在?當我們將直觀中的經驗因素抽去之後，所剩下的就是純直觀即直觀的形式，這就是空間與時間。空間與時間不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而是主體的先天直觀形式。惟其如此，我們才能說明數學知識的普遍必然性。由於空間與時間隻是先天直觀形式，所以我們雖然可以認識並通過它們而獲得雜多表象，但不能認識事物自身。
第二個問題，“純粹自然科學是怎樣可能的”相當於“先驗分析論”。康德首先討論了自然概念。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的自然並非意指自然本身，而是一切可能經驗的總和，它當然服從經驗的法則亦即知性的先天認識形式。感性直觀的作用是為知識提供雜多表象亦即質料，知性的作用則是綜合統一這些雜多表象，賦予質料以形式，從而形成先天綜合知識。知性的先天認識形式是“範疇”。形式邏輯的判斷表自亞裏士多德以來已經相當完備了，然而它隻能分析已有的知識。卻不能獲得新的知識，顯然在這些判斷的背後必然有某種先天的要素對眾多質料進行綜合統一而形成新的知識，這種先天下的要素就是知性純概念或“範疇”。相應於量、質、關係、樣式4組12種判斷形式，我們不多不少亦有4組12個範疇。由於離開了範疇的綜合統一，功能雜多就永遠是雜多而無法形成經驗對象，因而範疇乃是經驗對象之所以可能的先天條件，這就說明了為什麼主觀的概念對經驗具有客觀有效性。於是我們便達到了先驗哲學的最高成果，知性為自然立法。不過，這個最高成果也是對知性的限製，因為知性範疇作為經驗的法則僅在經驗範圍內有效，所以我們在這個範圍內雖然可以有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但是它畢竟隻是關於現象的知識，在這個範圍之外的物自身則是不可知的領域。
第三個問題“一般形而上學是怎樣可能的”，相當於“先驗辯證論”。康德考察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目的乃在於解決形而上學問題。感性直觀與知性範疇相結合形成了先天綜合判斷，然而知識還需要調整成完整係統的體係，這就需要理性的作用。知性具判斷的功能，理性則具推理的功能，它的先天形式就是“理念”。既然有3種推理形式，那麼就有3個理念，亦即靈魂理念、世界理念和上帝理念。理念與範疇不同，它不是認識工具而隻是調整知識的原則，因而僅與知識相關而對經驗無效。但是理性不滿足於隻作為調整知識的原則而企圖把它們當作現實對象來認識，當這樣做的時候並沒有別的認識工具，這樣一來，它就迫使僅在經驗範圍內有效的範疇做超驗的使用，從而陷入了理性辯證法，由此，康德就揭示了以往形而上學為什麼是不可能的原因。
先驗哲學 理性批判
康德以先驗哲學的方式證明了數學與自然科學的可能性以及以往形而上學的不可能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形而上學引向一條嶄新的道路。在最後部分“總問題的解決”中，康德指出，人類一勞永逸地放棄形而上學研究是一種因噎廢食的辦法，實不足取。對於形而上學，人們應該放棄使之成為理論知識而采取合理的信仰，也許它比知識更為有益。
康德的先驗論哲學預示著德國古典哲學發展到另一個全新階段，其他代表人物有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等。康德的先驗哲學在僵化的自然觀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隨著世界三大科學發現(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轉化定律、進化論)，康德哲學及其他科學成就為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人口理論史上的豐碑
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
1788年，英國倫敦爆出了一則轟動一時的新聞，一本匿名出版的小冊子《人口論》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這本小冊子的作者就是教區牧師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1766～1834)。他的《人口論》在人口理論發展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馬爾薩斯在這本小冊子中提出了他有名的“人口控製學說”，應該說人口控製學說是18世紀西歐的經濟、政治思想發展的產物。英國是先進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之一，由於工業革命促使英國經濟空前高漲，國民財富銳增，人口也因此迅速增加。但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的發展使廣大工農群眾生活狀況急劇惡化，失業和貧困日益成為英國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法國正在進行的大革命對英國產生很大影響，促進了英國勞動大眾反抗鬥爭的熱情。人口控製學說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提出來的。
抑製人口促平衡 “人口規律”是謬論
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撇開社會製度，根據他的“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和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這兩條所謂永恒法則，認為人口的增長，不管有無婚姻法存在，天性和美德似乎會促使青年男女早日結合，如果沒有減少人口的原因，那麼人口就將會很快增加；人口如不受限製，則每25年以幾何級數增加。而食物增長受土地的限製，不能像人口那樣增長，在最有利的人類勞動的條件下，食物生產的增加，每25年隻能以算術級數增加。由此馬爾薩斯得出結論，人口增殖的能力比土地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要大得多。同時指出，人類不變的情欲所導致人口增長比生活資料增長快，而法則卻要求兩者保持平衡，所以要靠對人口的抑製來校正人口與生活資料的不平衡。馬爾薩斯指出，對人口抑製有兩類，一類是積極抑製，即通過包括由罪惡和苦難而產生的會縮短人的壽命的各種原因，如各種髒累的職業或勞動、極度貧困、疾病、傳染病、饑荒、瘟疫、戰爭等來提高人口死亡率以減少人口；另一類是預防抑製，也稱道德抑製，就是用理性約束人們不結婚、晚婚和嚴守性道德的辦法來降低人口出生率以限製人口增長。馬爾薩斯用收集到的世界各地對人口的抑製的材料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並把它們歸納為3個命題，即：人口增加必然為生活資料所限製；除非受到某種非常有力而顯著的抑製的阻止，人口一定會堅定不移地隨生活資料的增長而增長；這些抑製以及那些遏止人口優勢力量並使其結果和生活資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製，可以歸納為道德的抑製，罪惡與貧困。這些就是馬爾薩斯所說的支配人類命運的人口自然法則的基本內容，也是馬爾薩斯主義的基本內容。
馬爾薩斯認為，財產私有製是人口自然法則作用的結果，失業和貧困並不是社會製度造成的，它們也是人口自然法則作用的結果，任何社會改革都不可能消除人口自然法則的壓力。在馬爾薩斯看來，實行平等製度是不可能成功的，在平等製度和財產公有的情況下，實行婚姻自由，改善和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就勢必會刺激人口增加，但生活資料的增長總是有限度的，即使建立起平等的社會製度也必然會夭折。
因此，馬爾薩斯認為，隻有私有製才會激勵人們努力，才會使人們出自自身利益的考慮，自然地限製早婚，自動抑製人口繁殖，而不致因縱欲生殖過多的子女。但在公有製下，自然限製早婚的辦法隻好用人為的法律製度來代替，而這種人為的製度必然比私有財產製度加在每個人身上撫養子女的道德責任所造成的手段還要殘酷得多，不近人情得多。馬爾薩斯讚美私有製是發展人類的能力和智慧，培養和提高人類德性的良好的製度。
馬爾薩斯還極力反對英國當時實行的濟貧法。認為濟貧法不但不會解脫窮人的苦難，而且會使窮人的狀況更惡化。他認為，濟貧法實施能帶來的結果是窮人製造窮人。濟貧法還會減少社會更有價值的優秀勤勞的社會成員本來應享有的生活資料，有可能迫使他們也要求救濟。馬爾薩斯斷言，下層階級的貧乏是根深蒂固的弊害，不是人類智力所能醫治的，濟貧法隻會更助長貧民的不節儉習氣，隻顧眼前，不顧長遠，一句話，窮人沒有被救濟的權利。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旨在說明勞動大眾的貧困和失業人口增加過快，而與資本主義私有製無關。實際上，不同的生產方式就有不同的人口規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失業和貧困，根本不是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絕對過剩所造成的，而是由於在資本積累過程中，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對勞動力需求就相對縮小，因而與資本積累的需要相比，就會有一部分工人必然成為“多餘”，因此工人的貧困和失業的根子在於資本主義製度。
馬爾薩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所造成的勞動大眾的貧困和失業，說成是適用於人類社會各個曆史時期的基於人性的普遍的人口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反過來，他又用這個“人口規律”來證明資本主義私有製是永恒的人口規律發生作用所形成的最好製度。認為隻有這種製度才能使人口增加受到自然的限製，才能改善人類的德性，使人類得到最適當的發展，上述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馬爾薩斯還把極其複雜和變化多端的人口問題歸結為簡單的兩個等式，一是人口的自然繁殖；二是植物(或生活資料)的自然繁殖，即把曆史上不同的關係變成一種抽象的數學關係，這是硬把一定數量的人同一定數量的生活資料聯係在一起。實際上，任何社會都不會直接按人口來分配生活資料或物質生產資料，人口僅僅作為勞動力用不同方式從社會那裏獲取生活資料以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他所取得的生活資料的數量隻取決於其所處的生產方式的性質以及勞動者在該生產方式中所處的地位。而人口的狀況則完全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同它相適應的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馬爾薩斯把人類社會同動植物界等同起來，抽象地從人的情欲中引申出所謂永恒的自然的人口規律，這些理論顯然也是錯誤的，這抹煞了社會生產方式對人口規律所起的作用。事實證明，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中，並不存在人口增長總快於生活資料增長的絕對規律，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會使生活資料增長速度超過人口增長速度。曆史也證明，每一種特殊的曆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隻存在於曆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幹涉的動植物界。馬爾薩斯描繪的失業、貧困、罪惡事實上都歸咎於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特殊現象，而不是人口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結果。馬爾薩斯的錯誤在於用抽象的人口規律來代替對特定的生產方式的人口規律的分析，用以掩蓋資本主義社會失業和貧困的真正根源。
理論觀點 影響廣泛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的這些基本觀點，對人口學領域及計劃生育社會行為的推廣，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英國的改革家弗朗西斯?普萊斯，在他的人口理論引導下，於1822年寫出了一本提倡用避孕的方法來控製人口增長，防止人口過剩的書；美國的查爾斯?諾爾頓博士也於1832年出版了一部采用避孕方法控製人口的書。馬爾薩斯雖然並未直接提出用避孕的方法來控製人口增長，但他的控製人口增長的觀點無疑為計劃生育奠定了思想基礎。全世界第一個“馬爾薩斯同盟會”於19世紀60年代成立。印度是第一個由政府推行計劃生育的國家。目前，各種形式的計劃生育運動在全球方興未艾，還成立了“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以推動節製生育和“家庭計劃”的開展。節育運動可看作是馬爾薩斯在自己生活的時代中所倡導的抑製運動的繼續。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對馬克思主義人口學的創立，有著明顯的影響。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難發現，他們在闡述人口思想時，都直接或間接地批判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同時也不排斥對其某些可取的合理因素的吸收。也就是說，他們在批判的過程中，對它也有某種程度的繼承關係。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還影響著生物學的研究。人口理論幫助查理?達爾文打開思路，從而提
出了生存鬥爭學說，為他的進化論提供了一個重要環節。
馬爾薩斯並不是最先提醒人們注意人口過剩這個問題的。他的貢獻在於，把前人的一些零碎的人口思想進行了歸納和整理，並根據他自己的理解，做了取舍和修改，從而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理論體係。馬爾薩斯還花費巨大精力收集了有關人口問題的曆史的和現實的資料，從理論上界定了一些基本的人口學範疇，並創造了一些人口學的研究方法。這些都是超過前人的。可以說，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標誌著近代人口學的崛起。它對現代、當代乃至未來人口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都產生了並將繼續產生重要而又深遠的影響。
生物進化論的開端
拉馬克的早期進化學說
拉馬克(1744～1829年)是一位博學的植物學家、動物學家，也是一位傑出的生物進化論者。他不僅在植物學、動物學方麵有獨特的貢獻，而且他的《動物哲學》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現代進化思想的兩大源泉。
拉馬克作為植物學和動物學領域的分類學家是享有國際聲譽的，其貢獻是具有曆史意義的。而他對生物進化論的貢獻更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