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多難興邦：曆史的辯證法
多難興邦，一個古老的命題，一場災難讓它突出文字的重圍，再一次走向曆史的前台。
多難興邦
在臨時搭建的北川中學校舍內，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看著眼前的一雙雙經曆災難後仍然清澈的眼睛，激動地說：“今天，別人拯救了我們，照顧了我們；將來，我們學好了本領也要幫助別人，報答他們。這種互相幫助就是人世間的愛。我希望老師和同學們把這次地震作為一堂生動的課，銘刻在心，銘刻一生，永不忘記……要昂起不屈的頭顱，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顆熾熱的心，為了明天，充滿希望地向前邁進！”
說完，他拿起桌上的粉筆，轉身在黑板上一筆一畫地寫下了四個字：多難興邦。他就是溫家寶總理。
災難摧殘著生命，揭開傷痛，我們的靈魂受到了莫大的震撼。在“多難”這個命題前，究竟做何選擇才是正確的，且回溯到千年前中國人對這四個字的拷問。
《左傳·昭公四年》載，司馬侯勸諫晉王說：“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後來，由此演化出“多難興邦”這個成語。這個諸侯對君王的箴言，和孟子的一席話異曲同工：“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
2008年5月23日上午，溫總理看望災區師生時在黑板上寫下“多難興邦”
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明末的蝗災導致民眾的糧食顆粒無收，隨之而來的瘟疫帶來屍橫遍野，最終李自成、張獻忠等人揭竿而起，使明朝比想象中早亡；清末廣西水災，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太平天國運動，把清朝的“龍脈”狠狠地砸了一錘。所以，有人提出：“慎言‘多難興邦’。”是的，“多難”與“興邦”之間不是“種豆得豆”的關係。
老子在兩千多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矛盾對立的雙方相互鬥爭的結果，無不是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在這裏，條件是很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鬥爭的雙方就不會轉化。這些無不說明，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問題才更客觀。多難，容易使人沉湎於悲傷，委靡不振；同時，它也令人謹慎，告訴人們不要忘乎所以，平靜安定的生活來之不易，要安定團結，懂得珍惜。
“多難興邦”的前提是“災難”後的清醒。災難會使夢中人驚醒，災難會使人冷靜思考。思考什麼？思考我們為什麼如此多難，思考我們如何麵對眼前的困難，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避免災難的發生和解決災難造成的問題。相反的，如果在災難麵前依然稀裏糊塗，“多難”也就僅僅是“多難”，而不會有“興邦”之說。“多難興邦”，僅僅是一種可能，至於能不能由可能變為現實，則要看人遇到災難之後的表現。
麵對自然災害，“天變不足畏”需要一種勇氣與魄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需要一種智慧與謀略。對於一個自強不息的人或民族而言，災難就像一塊磨刀石，人們可以借此磨礪自己。災難，永遠都不會顧及我們的感受，它使數萬同胞在瞬間離我們而去，我們能做的，不隻是在全國哀悼日對死去的同胞表示自己單純的悲傷。當然哀悼是必需的，當成千上萬的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默哀時，當各種機動車輛全部停止行進、鳴笛誌哀時，當天安門廣場上國旗降半時，我們感受到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強烈震撼著每一個中國人：麵對已經發生的，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要反省，要重建。不能讓悲劇繼續蔓延，應將其作為“興邦”的開端，讓災難中的點點滴滴都成為前進的動力。
一個國家能否於低穀中再次崛起，取決於遭遇災難的民族所具有的精神、品格和力量。一個精神委靡、缺乏鬥誌的民族，即使國力再強盛，在災難麵前也必然消極、沉淪，乃至滅亡；一個具有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精神的民族，則最終必定能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經受住各種嚴峻考驗。
雖然“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大自然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但對“多難興邦”不能作絕對化的理解，“將社會進步的希望寄托在國家的多難、同胞的生命上”是對“多難興邦”的嚴重誤讀。多難而不興邦，甚至多難亡邦，也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我們不能為了國家或民族的前進而去祈求“多難”。不論什麼時候、什麼條件下，人們都不希望有災難，更不希望多災難，因為災難會奪去親人的生命，會毀滅幸福的家園，會破壞正常的生活秩序，還會引發一係列社會問題。從根本上說，災難會給民族帶來沉重的負擔，會給民眾留下難以抹去的心靈創傷。在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史中，廢墟是昨日的墳墓，也是明日的家園；災難是過去的終點，更是新生的起點。不僅要讓被撕裂的傷口痊愈，而且要讓康複後的軀體更加強健，同時擁有對災難的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