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上明確記載順治帝對他說：“朕患痘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言，速撰詔書。”由此，孟森先生認為王熙作為順治帝的寵臣，且在順治帝病亡之前一直侍奉其左右，其《年譜》並非官方史書，沒有必要避諱隱瞞，其上所言可信。他還進一步發現，當時的兵部督捕主事張宸在所撰的《青集》中也提到了這一點：“辛醜正月，世祖章皇帝賓天，予守製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憫忠寺，觀內吳良庸祝發。初四日，九卿大臣問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問安，見宮殿各門所懸神對聯盡出。一中貴問各大臣耳語，甚倉惶。
初七日，釋刑獄諸囚一空。傳諭民間勿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張宸與王熙一樣，都是順治帝病逝前後的親身經曆者、目睹人，都說順治帝是死於天花，這些事實似乎都確鑿無疑地證明順治帝確實死於宮中。
至於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順治帝患天花而死的原因，孟森先生認為，由於當時人們談“天花”而色變，為了穩定人心，避免引起朝野恐慌，才對這一病因秘而不宣。後來的史學者出於避諱，也沒有在史書上說明。
有關專家還分析認為，從順治帝的感情基礎和思維方式分析，遺詔中的自責並非不合情理。入主中原後，順治帝所麵臨的環境是完全不同於他的先祖們的，可以說是相當陌生的，他不但要盡力去熟悉與適應新情況，有時還要背離滿族原有的習俗，這難免會使他陷入一種困惑與矛盾之中。另外，順治帝曾經一度篤信基督教，也可能會形成感恩所得、自我懺悔的性格。在這種情況下，順治帝因自己不能很好地解決新問題而自責是完全可能的。
事實也是這樣，他在位期間曾屢次下詔自責，並要求各種文書不能稱自己為“聖”，甚至還常把各種災害或者動亂歸於自己的“政教不修，經綸無術”。在《清世祖實錄》中還有一些記載：順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討平李定國後，順治帝認為這些成就並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實現的，拒絕賀禮；順治十七年（1660年），在祭告天地、宗廟時，他對自己在位的17年作過簡單的總結，通篇是自譴自責之詞，並且下令暫時終止官員上給自己的慶賀表章。所以說，這《遺詔》中自我責備也是符合順治帝的性格的。
退一步來說，就算這份詔書有偽造的嫌疑，也可能是順治帝在病重期間，神誌不清，無法口授遺詔，而根據太後之意由大臣們草擬而成。再說，據記載，順治帝臨終還遺命：
“祖製火浴，朕今留心禪理，須得秉炬法語。如善果、隆安法喜有素，可勝此任；若森和尚不日能至，法次長於兩寺，可轉命也。”最終於四月十七日，由趕到京城的茆溪森和尚主持，在景山壽皇殿為順治帝遺體秉炬火化。這件事在茆溪森死後，由他的徒弟們編纂的《敕賜圓照茆溪森禪師語錄》中有記載，足以證此事不假。
《清聖祖實錄》卷一中還記載有：安放順治帝遺體的梓宮（棺材），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初二日被移放到景山壽皇殿。其後，繼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應該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記載，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康熙皇帝來到安放著順治帝梓宮的景山壽皇殿，在舉行了百日致祭禮以後，將順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宮，以等待選擇吉日奉入太廟。二十一日，則舉行了“奉安寶宮禮”。“寶宮”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這說明，二十一日時順治帝已經被火化。所以說，順治帝駕崩於養心殿是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病因可能是天花。據《清聖祖實錄》卷九記載，該“寶宮”在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二十四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時，同孝康皇後和端敬皇後的寶宮一起，被安放在地宮的石床上，並掩上了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