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管世銘所言究竟有幾分可信呢？據考證，管世銘雖然官職不高，但任軍機章京多年，並且還和朝中的一些官員往來頻繁，比如與當朝元老阿桂就關係非常。因此，他是完全可能了解一些宮廷掌故和秘聞的。作為軍機章京，他隨乾隆帝駐蹕山莊、進哨木蘭，對皇帝在避暑山莊的行動起居是比較了解的。再說，如果沒有把握，他也斷不敢把“降生猶憶舊時宮”以及“獅子園為皇上降生之地”的意思寫入詩內，而且該詩集在當時就已刻板行世。由此來看，管世銘對這種說法是相當自信和有把握的。
大概是乾隆帝在晚年也聽到了有關自己出生地的不同之音，因而才於四十七年在所寫的詩注中，特別寫道：“餘實康熙辛卯年生於是宮也”，就是說我確實是在康熙辛卯年出生在雍和宮的。這句話十足地包含著澄清事實的意味，顯然是針對外麵謠言而發的。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初七，乾隆帝又作《新正雍和宮瞻禮》詩雲“豈期蒞政忽焉老，尚憶生初於是孩”，其下自注雲：“予以康熙辛卯生於是宮，至十二歲始蒙皇祖（康熙帝）養育宮中。”又一次強調自己確實生於雍和宮。
拿不定主意的兒子
然而令人生疑的是，乾隆帝的繼承人，他的兒子嘉慶帝也認為乾隆帝生於承德避暑山莊。嘉慶元年（1796年）八月，乾隆帝86歲大壽，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莊過生日。跟隨到此的嘉慶皇帝寫詩慶賀，詩的開頭兩句是：“肇建山莊辛卯年，壽同無量慶因緣。”嘉慶帝在這兩句詩文的後麵注釋說：“康熙辛卯肇建山莊，皇父以是年誕生都福之庭……此中因緣不可思議。”意思是說，辛卯年（1711年），康熙帝親題“避暑山莊”匾額，禦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山莊肇建，皇父乾隆帝恰好於這一年誕生在這諸福齊聚之地，這其中的緣由確實“不可思議”；嘉慶二年，乾隆帝又到避暑山莊過生日，嘉慶帝再次寫詩祝壽，在詩文的注釋中嘉慶帝把乾隆帝的出生地說得更明確了：“敬惟皇父以辛卯歲誕生於山莊都福之庭。”嘉慶帝這兩次寫的詩和注釋無意間都明確指明，“皇父”乾隆帝毫無疑問是生於承德避暑山莊的。
但是，十幾年後，嘉慶帝卻又放棄了這一看法，認同了“皇父”生在雍和宮一說。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以後，都要為先帝纂修《實錄》（記載一生經曆、言行和功業）和《聖訓》（皇帝的訓諭）。嘉慶十二年（1807年），朝臣編修乾隆帝的《實錄》和《聖訓》，嘉慶帝在審閱時發現，在這兩部非同小可的典籍中，編修官們都把“皇父”的出生地寫成了雍和宮。嘉慶帝當即命令編修大臣認真核查。此後，翰林出身的文華殿大學士劉鳳誥把乾隆帝當年的詩找出來，凡是乾隆帝自己說生在雍和宮的地方都夾上紙條，然後呈送嘉慶帝禦覽。麵對皇父禦製詩及注釋，嘉慶帝開始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在這樣一個事關皇父降生地的重大問題上，他總不能違背皇父本人的意見吧！於是，嘉慶帝斷然放棄了皇父生於承德避暑山莊獅子園的說法，把乾隆帝的出生地寫為雍和宮。這樣，在撰修成書的《清高宗實錄》中就成了這樣的記載：“高宗……純皇帝，諱弘曆。世宗（雍正）……憲皇帝第四子也。……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誕上於雍和宮邸。”這段故事很有意味，它表明直到劉鳳誥拿出乾隆帝白紙黑字的禦製詩之前，嘉慶皇帝一直都是堅信父皇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莊的。其實，嘉慶帝接受這一說法也是很勉強的。
欲蓋彌彰的道光帝
雖然嘉慶皇帝勉強接受了，但是乾隆帝的出生地之爭，在嘉慶帝死時又出現了爭議。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慶帝突然在避暑山莊駕崩。禦前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馬上撰寫嘉慶帝遺詔，但是在遺詔中卻再次提到乾隆帝的誕生地就是避暑山莊。當時遺詔是這樣寫的：皇父乾隆帝當年就生在避暑山莊，所以我死在這裏也沒有什麼遺憾的了。
一看就知道，遺詔是以嘉慶帝的口氣寫的。可是，新繼位的道光皇帝看過之後，卻立即下令追回發往天下的遺詔。為什麼呢？因為道光帝發現了問題，就是關於乾隆帝出生地問題。當時道光帝的諭旨是這樣說的：“昨內閣繕呈遺詔副本，以備宮中時閱，朕恭讀之下，末有皇祖（即指乾隆帝）‘降生避暑山莊’之語，因請出皇祖《實錄》跪讀，始知皇祖於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誕生於雍和宮邸。”道光帝進而解釋說，嘉慶帝突然駕崩，“彼時軍機大臣敬擬遺詔，朕在居喪之中，哀慟迫切，未經看出錯誤之處，朕亦不能辭咎”。
從他的諭旨中我們不難發現，道光帝一直弄不準祖父究竟出生在什麼地方，是專門“跪讀”《實錄》之後“始知”祖父生於雍和宮的，要不然怎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