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研究今日已成為一門顯學。研究《水滸》人物的姓名和綽號就是其中一個不大不小的課題。
人的符號是姓名，姓名常是人的身分和意向的折射。長期以來，世人對《水滸》人物及其姓名和綽號頗有興味，它們已被視為水滸文化的標識。
《水滸》所寫人物及其行事，除少數見諸於《宋史》、《宋史紀事本末》以及其他有關史籍文獻外，絕大多數是宋元至明的幾代乃至十幾代民間說書家、戲劇家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因此，書中出現的姓名和綽號是根據藝術創造的審美需要而誕生的，這在本書所附《〈水滸〉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履曆簡表》可見一斑。
盡管如此，《水滸》人物的姓名，卻很有些含金量，它是宋元明時期特有的姓氏文化的積澱。幾百年來，他們之中許多人的名號，行走萬裏，家喻戶曉，知名度遠遠超過了同時期的帝王將相或見於正史的其他人物，其中飽含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
有如，源自《大宋宣和遺事》、龔聖與《宋江三十六讚》的阮氏三兄弟（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其取名就反映了宋元時期低下階層民眾有姓無名的社會狀況，即“元製：庶民無職者，不許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齒合計為名”（清俞樾《春在堂隨筆》卷五）。《宣和遺事》的“智多星”本也無名，隻稱“吳學究”，學究乃職業，看來他也屬於這一階層。他們和解押花石綱、落水黃河而奔上太行山的軍官李進義、關勝等十二人的身分是不同的。但也有若幹單名，很難說是當時普通民眾所能取的，如地煞星群中的李立、白勝和時遷，它們很像是經過文人改造過的。
農耕社會的姓氏文化，同樣也有不斷變化的時代特色。如梁山女性世界中孫二娘、扈三娘、顧大嫂，她們的取名，均可視為因宋元中下層婦女不必取名而以行第作名字符號；閻婆惜、李師師，也可視為宋元民間藝伎歌女的特色大名；但白秀英就不像是當時賣藝女的名字，它很像是在明初才出現的。
《水滸》人物如雲，據統計，百回《水滸》僅出場的有姓有名者就有五百七十七人，若加上有姓無名者九十九人、無姓無名者九人，則有六百八十五人之多。本書隻能擇其所要，以梁山一百單八將為主體並殿以相關的八十四個文化和曆史人物，且以百回《水滸》人物先後出場作秀為序排列。這些人物的姓名有相當部分，數百年來，經說書人和文人群體的移植和再移植，加工和再加工，無疑增加了今人對書中人物姓名溯源的難度。諸如書中較早出場的教頭王進，梁山的李忠、王英、李雲，以及童貫、高俅等進攻梁山時麾下諸將，方臘集團諸將帥，即多有見自《宋史》、《金史》、《元史》、《三國誌》和其他史籍。筆者雖然作了考信和質疑，其中若幹，仍見有淺嚐輒止、牽強附會處；當然，還有很多難以窺出端倪，如太尉陳宗善、團練使黃安、幫閑幹鳥頭富安、副牌軍周謹、三都緝捕使臣何濤、何濤弟何清、清風寨正知寨劉高、毛太公子毛仲義、薊州知府馬士泓、油裏鰍孫五，等等，這裏隻有錄之存疑，有待後來者破譯解題了。
《水滸》人物的綽號，則更見精彩。它所特有的藝術魅力，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以至明人在政治鬥爭中撰《東林點將錄》，近人汪辟疆、柳亞子、錢仲聯和張慧劍分別所撰《光宣詩壇點將錄》、《南社點將錄》、《光宣詞壇點將錄》和民國南京新聞界“三十六將”等，均以梁山人物綽號為殿，足見其影響力的長久和深遠。
早在秦漢，綽號已見走紅。因為它頗為形象、傳神，能為各階層人士所廣泛接受，作為尊姓大名的補充和張揚，於是自然而然地進入了民間文學的殿堂。《水滸》人物的綽號，就是宋元時期民間社會文化的積澱，它以創造性的形象思維，聚合、折射了民族的審美心理和審美情趣。它也是人物性格、行為、身分、職業等的高度提煉，是社會和公眾對某個（類）特定文化人物的認識和評估，其中有褒揚，有譏貶，有戲謔，有揶揄，當然也有的並無此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