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前，全國學聯派代表楊蘊清到貴陽開展工作，楊蘊清和李策商量後，決定成立貴州省學聯，由李策親自抓學聯的工作。學聯成立後，在青年學生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的冬天，學聯又組織了寒假工作團，分赴各縣進一步開展更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國民黨貴州當局對此十分恐慌，借口工作團印發的傳單中有“托派”的口號，於1938年2月19日趁工作團開會之機，出動軍警衝擊會場，當場逮捕了七名學聯骨幹。李策、黃大陸聞訊後，立即組織對被捕學生的營救工作。當晚，李策主持召開了各校黨組織負責人會議，決定發動學生於次日上街遊行。2月20日的淩晨，貴陽市出現了數百人的學生遊行隊伍，國民黨貴州省政府懼怕事態擴大，答應釋放被捕學生。但他們等遊行隊伍散去以後，不僅沒有釋放被捕學生，反而在21日晚上又先後逮捕了黃大陸、李策等。敵人對李策他們施以重刑，誣蔑他們是“托派”、“漢奸”，叫囂要立即槍斃他們。中共中央獲悉李策等被捕後，立即派鄧止戈從延安返回貴陽，主持省工委工作，並想辦法營救被捕同誌。周恩來、葉劍英也從武漢八路軍辦事處發出電報，駁斥國民黨對他們的誣蔑，要求立即釋放被捕人員。但種種交涉都宣告無效，敵人將李策、黃大陸等人關押在獄中，百般折磨，嚴刑逼供，但他們堅貞不屈，和敵人進行了頑強鬥爭。李策還給弟妹們寫信，鼓勵他們努力學習，“爭取到延安去，到抗日第一線去做有用的人。”李策被捕後，妻子丁毅生了個女兒。半年後，妻子抱著女兒去探監。李策抱過女兒親了又親，久久不舍。次日，他給丁毅寫信，表達自己的愛女之情，他還在信中寫道：“我們的新生嬰兒不滿周歲，要教育她成為一個堅實的人，她們的歲月是光輝燦爛的。要記住魯迅先生的話：‘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1940年，李策因為長期被囚禁，身體備受折磨，結核病複發，又患了嚴重的風濕病，日漸消瘦。但他仍孜孜不倦地學習，對革命勝利充滿信心。他在獄中寫給二弟的信上說：“……時局無論如何變化，個人前途雖不可測，然而新中國的到來是可預言的，我自獻身革命以後，對生死已置之度外，自信雖無一技之長，然而已盡了曆史的責任，故死亦無恨矣！是以雖處屠刀之下，仍能心安理得。”
1941年1月，發生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變”。就在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籠罩下，國民黨特務於1月19日深夜，從牢房提出關押了三年之久的李策、黃大陸及其他四位同誌，隨後便發生了本文開頭敘述的那殘暴的一幕。
李策烈士把有限的生命獻給了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他雖死猶生，人民永遠懷念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