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泉走了半個月，他媽媽想念從未離開過家的兒子，天天想！便到沈陽太清宮花了5塊錢為兒子抽了一個簽，人家告訴他說這是吉簽，上麵印著：“鞭策長安路，天仙第一班。已及時，春風桃李姓名奇，一枝獨占梅花上，次第春風到草廬。”長安，古為首都，那就意味著是現在的北京了吧？“天仙第一班”可以理解為搞音樂的吧？還有“次第”如何，就是過了一年就會有成果了吧？這樣抽簽的活動，就是求得一個祝願、企盼和安慰吧。他媽媽把這個簽紙夾到她一個重要的本子裏了。
海泉到北京的當月，我到北京出席總政召開的全軍創作會議。我提前到了北京，首先去看兒子。在總政工作的戰友王玉祥（時任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化工作係政委，後任總政軍樂隊政委、總政歌舞團政委）家裏，熟悉的戰友們大聚會，海泉講了他來京的情況，他和一個叫顧大成的小夥子住在一起，大成會編曲，他跟大成學做MIDI（編曲），學了不少東西。
海泉回到沈陽，關於他去北京，校方仍有看法，但已經非常給麵子了，因為海泉代表學校參加大中專那個文化節，得了第一名，給學校爭了光。但終因他尚未畢業離校，還是需要與學校學生處溝通，請求他們諒解和同意。這時，海泉還應遼寧廣播電台之邀到直播間作節目，講述在北京闖蕩的一些感受，電台還播放了他在北京自己創作和製作的歌曲。有聽眾打電話到直播間，問他在北京的情況，講聽了他的歌的印象，給他鼓勵。其實打電話到直播間的多是他的同學和親人。海泉表示自己不會讓家鄉父老失望，一定在北京學更多的東西，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很快，海泉又回到了北京。
1996年夏天，我到北京商量央視播出《我把太陽迎進祖國》音樂電視的事兒，順便去看望體壇尖兵、我國著名速滑名將葉喬波。我和葉喬波同屬沈陽軍區，我曾幫助葉喬波整理並出版了她的日記《未來不是夢》，還寫出她的報告文學《酣夢於冰》，發表在《人民文學》上，《新華文摘》作了轉載。那時葉喬波在北京華北大酒店裏開一家以她名字命名的公司，很正規。她當時期望在南方如廣州這樣的地方，蓋大冰雪館，讓南方同胞能滑冰滑雪。她聽說我要去看海泉，立即從她的司機手裏把車鑰匙要過來，親自開車送我。她這台車是新購的，還沒上牌照，裏麵座位上原封塑料套還沒摘下來，而她本人也剛剛學會開車。車子在北京三環汽車擁堵的路上穿行。我們找到紅領巾公園，這裏離海泉供職的單位就不遠了。可我們找了幾圈，硬是沒有找到。那時候我還沒有手機。喬波是單位總經理，事情特別多，我請她回去。她原來不同意，她說她也要看看海泉。喬波在沈陽和我住的是同一棟樓。她在國外參加速度滑冰比賽腿傷回到家，經常打電話來，讓海泉彈鋼琴給她，她就在電話裏聽。她欣賞海泉彈的鋼琴曲子，甚至她家來了外國朋友，也請海泉去給彈彈琴。她在哈爾濱辦公司的時候，還請海泉為公司的店歌作詞、作曲，並且給了幾百塊錢的報酬。海泉就是拿了這筆錢買了隱形眼鏡，終於摘掉了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戴的近視眼鏡。喬波開車走後，我在一個食雜店打公用電話到海泉單位，他們過來一個人把我接到了他們單位。這時海泉出去辦事還沒回來。這個單位其實就是很偏遠的一個小學校的校舍。有幾間房子。海泉就在這樣的環境裏工作和生活。白天，有單位同事來上班；晚上，除了打更大爺和一對準備考研的年輕夫婦，就他一個人住在這所小學校裏，十分孤寂。海泉就用讀書和寫歌來打發難挨的夜晚時光。這個小學的校長是一個年輕人，姓李，他喜歡海泉，常找海泉聊天。從這裏到市裏去，需要換乘好幾路公交車呢。
1975和1976我曾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學習並幫助工作兩年，我還曾在總政解放軍文藝社詩歌組和評論組幫助工作一年，對於北京我比較熟。我考慮到海泉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我給在北京的朋友寫了一些信，介紹海泉的情況，請他們給海泉以力所能及的幫助。海泉去北京時，我給他寫了一個條子，也可以說是京都“聯絡圖”吧。條子上麵標明近20個朋友的聯係方式。海泉遠離家人隻身赴京會遇到多少困難啊！